王波明在2006年接受本刊专访时曾说，“在美国当记者很有无冕之王的感觉。”对于联办突然干涉采编，有人分析与其上级单位全国工商联的换届有关。7月底，联办向《财经》下发了“关于明确《财经》杂志报道方针及规范管理流程的决定”，本刊记者获得了文件，但联办并未在文件上盖章。“决定”要求《财经》“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关于新闻报道的指示，而《财经》每期封面报道的选题、对于非财经领域（政治、社会、非财经领域的涉外报道）的重大新闻报道，在发稿前均需报批。

    “这是要断我们的根啊。”前述《财经》编辑评价。本刊获知，胡舒立当时对编辑部同仁承诺，“给他们（联办）3个月时间，我们看一看。”

    后来，在《无法确定的愿景》一文中，胡舒立再次提起了那句著名的话：“我觉得媒体的批评权、公众的知情权远远大于利益集团自赋的或他赋的历史使命。”而接下来，她写道，“我又希望媒体有更大的空间，不承担那么多的压力，媒体人可以安心而尽职地履行媒体责任。”

    这是被称作“理念之争”的一个版本，而在硬币的另一面，则是更为复杂的对于《财经》未来的设计——这被一些人称作“利益之争”。

    利益之争

    2009年的上半年，胡舒立曾经在一个论坛上侃侃而谈《财经》杂志与“财经网”的“报网互动”，在她看来，财经网是《财经》的未来。而更早的时候就有媒体报道，胡舒立与李泽楷合作，就是最终希望将财经网发展成为一个通讯社——更确切的表达是，她希望未来的《财经》成为一家类似路透和彭博的金融信息供应商。

    但媒体的报道说，王波明没有同意这样的想法，显而易见，胡舒立团队因此无法得到他们希望的投资。

    《财经》杂志的体制为人诟病已久，在头几年，胡舒立作为主编甚至连编委会成员都不是，不能出席《财经》杂志决策会议，而现在，《财经》杂志仅今年上半年就为财讯集团带来约5410万港元的收入，但是，“内容创始人无法分享财经媒体事业发展红利”——这是《经济观察报》前执行总编仲伟志的评价，他刚刚辞职去创办新刊，并且坚持让核心编辑团队拥有股权。

    7月份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让联办和《财经》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双方坐到谈判桌上，讨论如何重新划分《财经》的股权结构、让管理层成为股东的问题。不幸的是，谈判破裂，吴传晖随即辞职。

    有人如此概括这硬币的另一面：在创造一个媒体品牌的过程中，资本收益归资方，而品牌影响力则归媒体人，两者在初创期尚能同舟，一旦成功，传媒人的精神投入无法获得合理的回报便会影响两者的合作。

    毕竟，在初创阶段的传媒人（管理层），并非只是一个职业经理人，还是事实上的创业者。如果资方不给予管理层合理的股权激励，那么，失衡的传媒人则会另立门户。

    胡舒立决定不向资本妥协，最终出走，她会在传说中的《财新》杂志重现《财经》的辉煌吗？或者，她会出现在李嘉诚基金会大力支持的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培育新人？

    曾经有媒体报道，“私底下，胡舒立曾悄悄对朋友说，‘我最乐意的事就是写稿子。等终于有一天可以把《财经》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他们，我就做《财经》的首席记者，真正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无论如何，她的这个愿望又要往后推一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