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动民间资本，主要是创造赢利点

    记者：但是您刚才提到的挖掘进城农民工潜在消费能力的计划，仍然回到了加快城市化的方向上。而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是会延续政府投资主导的模式。
    杨兆廷：这样一个计划对应的是一些地级市特别是县城的城市化发展进程仍然需要加快，在这一过程中就会创造很多就业机会。比如河北省“三年大变样”，同样创造了很多商机。
    我的思路不应该是发展起来以后再改变环境，而应该是环境改变了以后再谋求更大的发展。比如我们在石家庄北部搞了一个滹太新区，那个地区的房子肯定是一个升值的趋势，这本身就是一个创造商机的过程。我们可以改变的是一个地区周边的环境，由此来创造和吸引商机。
    以往政府主导的城市经营会出现一个问题，即只有政府积极行动，但其他人都在旁边看热闹。换句话说，民间资本参与不进来。因此，城市在经营过程中，应该将各项资源调动起来，在政府主导的同时，还能够吸引民间资本的参与。
    记者：民间资本最有可能投入的是中小企业，而我们此前在和中小企业的接触过程中发现，第一轮的经济刺激计划中，中小企业似乎并没有直接获益，如何吸引民间资本参与进来呢？
    杨兆廷：首先资本是逐利的，只有盈亏达到一定的平衡点以后，或者说有了赢利预期后，民间资本才会主动进入。

搭建对接平台，才能吸引民间资本介入

    记者：可是，也存在这样一种现象，赢利点似乎触手可及，但是民间资本缺乏介入的渠道。
    杨兆廷：对，这就是创造赢利点之后要做的——— 搭建一个平台。比如重庆市的作法就很值得借鉴，就是政府把项目搞起来了，再卖给民间资本，你去继续投入分享收益，政府可以参股可以控股，同时资金就释放出来了。
    记者：近期央行也在对民间金融进行调研，您觉得现在民间金融从地下转为地上是否是比较合适的时机？
    杨兆廷：民间金融与吸引民间资本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二者面对的共同话题就是——— 创新。民间金融的最大优势是信息对称，可以避免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民间金融长期并且大范围的存在，“转正”应该说就差一步了，现在只需要完善措施来确定其合法性即可，这也算是一种创新，一种渠道创新，也可以有制度创新。
    我现在研究的问题是正规金融机构和非正规金融机构如何合作，因为二者是有互补性的。至于合作方式，我认为这就需要金融创新。我们是否可以探讨一种模式，即正规金融不是通过委托的方式，而是凭借一定的利差贷款给非正规金融机构，非正规金融机构再把钱借给认可的对象，也就是“转贷”，一方面是保增长硬仗，一方面是巨大的资金瓶颈，形势的逼迫也是好事，因为我们可能会由此进入一个金融创新期。

“总部金融”：河北必须要掀盖头

    记者：作为省域经济，金融创新也迫在眉睫。
    杨兆廷：之前，河北一直存在一个存贷差的问题，比如某银行从河北吸收100亿存款，但是拨到河北的贷款额度缺只有60亿。因为，首先河北给人的印象是个欠发达的地区，此外金融总部也不在这里。
    记者：近期，在与保险行业和银行业的交流中，我们频频听到“总部金融”这个名词。最通俗的解释是，有了这个砝码，可以争取更多的资金反哺河北经济。
    杨兆廷：目前河北一直在酝酿通过发展“总部金融”的方式加大金融业发展及对我省经济的支持。当然，金融总部落子河北并不是件容易事，但是也可以考虑把金融机构总部或者某项业务拿到河北来，这也是一条路子。

经济行至拐点：油门够大急需换挡

    记者：一季度，新增信贷4.58万亿，这是不可复制的。因为信贷速度不可能继续高增长，这就让人心生忧虑：将来会不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此前的4万亿投资和配套资金消耗差不多了，但是想吸引的民间资本却还没有吸引进来，那么经济反弹能否持续？
    杨兆廷：v型复苏可能性不大，现在来看经济已处于反弹之中，如果后续的资金和政策跟不上，有可能会出现断档，形成再次探底的过程，也就是我们经常谈到的W型复苏。
    记者：有数字表明这轮政府投资至少应该吸引12万亿的民间资本和官方投入配套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如果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现在最需要做的是什么？
    杨兆廷：打个比方，好像我们开车一样，油门踩到一定的程度之后我们需要的是换挡。包括此前的投资和信贷以及一系列配套措施，我们现在油已经足够了，但是还在低速挡上，所以车速起不来，要想让车提速，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提挡，现在是一挡，我们就要提到二挡、三挡、四挡甚至五挡。当然，这是很紧迫的事，否则油门上去了，速度还是上不去。
    记者：所谓换挡，在当下要如何理解呢？
    杨兆廷：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些，要有诸多配套，比如创造商机搭建平台拆除壁垒，让民间资本参与，比如继续落实前一阶段的诸多经济刺激方案并逐步完善等等。
    记者：这也就是新一轮的经济政策的主线。
    杨兆廷：除了上面说的这些，最主要的还是内需。欧美已经进入老龄化，中国的婴儿潮大约出现在上世纪的50年代—70年代，如此推算，我们可能在2015年进入老龄化。那么接下来面临的问题就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再接下来就是我们面临的出口压力更大了。高速的外贸马车急刹，也提示我们必须要做相应的改变了——— 就是要更加着力且坚定的激活国内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