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超过30%的年增长率到同比两位数的跌幅，中国出口所受到的冲击不可不为强烈，然而，阵痛之中酝酿着新生，危机淘汰竞争对手效应将有助于“中国制造”提高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改善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

    何谓“危机淘汰竞争对手效应”？在世界性经济危机期间，所有国家的所有企业都难逃冲击，但宏观经济稳定性较好国家的企业将有更多的机会幸存下来，这样，对于幸存企业而言，危机发挥了为他们淘汰竞争对手的作用，订单总量虽然比危机之前减少，但更多地转移集中到了幸存企业这里，反而推高了他们的市场占有率，提高了他们的相对市场地位，其增长率超过竞争对手的幅度扩大了。一旦度过危机步入经济复苏，幸存企业就比危机前境况更好。由于中国宏观经济稳定性超过其他国家，在此次危机中必然会感受到危机淘汰竞争对手效应，事实上，这种效应已经在出口中开始体现出来了。

    从2008年末开始，在近几个月的出口下滑中，机电产品等先进制造业“一路领先”，纺织服装等传统大宗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降幅则明显较小，有的甚至逆势上涨，海关总署的分析归功于我们提高出口退税率，但这种分析是不能成立的。危机时期整个世界市场面临的是绝对萎缩，无论我们如何提高出口退税率也不过是补贴海外消费者，无助于扩大海外总需求；由于我们的企业议价能力虚弱，每次提高出口退税率都会成为很多海外客户压价的理由，我方企业从中得不到任何实惠。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降幅较低，部分原因是它们不少属于必要消费品而非投资品，需求萎缩程度天然较轻；部分源于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先进制造业海外竞争对手抗冲击能力的差异。中国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海外竞争对手集中于发展中国家，先进制造业的海外竞争对手则集中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随着危机从美欧扩散，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和社会稳定性的弱点暴露无遗，所受损害反而有超过美欧之势，其政府稳定宏观经济、救援危机部门的能力也弱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因此，危机发展至今，中国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海外竞争对手已经倒闭了相当一部分，原本被他们分流的订单不能不转移到中国来；中国先进制造业的海外竞争对手则还可以继续挣扎一段时间，订单转移的效果目前还不足以充分体现，但中国先进制造业相当一批海外竞争对手的末日终究是要来临的。

    在对国际投资的争夺中，危机淘汰竞争对手效应同样正在体现。让我们看看那个一度充满活力的南方邻国越南吧！曾几何时，越南以其自然条件优越、劳动力充裕且识字率高、[1]政治和宏观经济稳定而成为国际商界的宠儿，被列为高盛公司所称“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缩写为“BRIC”）之后最有吸引力的国家，以及日本《经济学人》杂志列举的所谓“展望五国”（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阿根廷，缩写为“Vista”）之首，甚至被某些人士冠以“中国+1”、“中国杀手”之名，声称越南将在制造业部门、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部门成为中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从英特尔到购物袋制造商，外商投资纷至沓来，推动越南经济连续多年高速增长。许多赴越投资项目不止是作为中国工厂的补充，而是要准备完全替代人力、土地等项成本越来越高的中国工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IMF，WEO Database）2008年4月号数据，2000—2007年，按本币不变价计算，越南GDP实际增长率依次为6.8%、6.9%、7.1%、7.3%、7.8%、8.4%、8.2%和8.5%，GDP总量（按美元现价计算）从311.96亿美元上升到700.22亿美元，人均GDP（按美元现价计算）从402美元上升到723美元，基金组织2008年初预计其当年GDP实际增长率可达7.3%，越南官方2008年2月份宣布的年度经济增长目标更高达9%。正是由于心目中存在越南等候选生产基地，直到越南经济动荡迹象已经颇为明显的2008年3月，上海美国商会仍然宣布：“中国低成本出口型市场的时代已经结束”，近20%的公司已经制定了具体计划，将他们在中国的部分业务转向其他国家，特别是越南。然而，从2007年末、2008年初的越南经济动荡，到2008年9月雷曼倒台，世界性经济危机改变了一切，缺乏合格熟练劳动力、基础设施建设效率低下等缺陷越南早已有之，不稳定的宏观经济又成倍放大了上述缺陷，越南沦为外商口中的“中国－1”，外商在越投资要么停工，要么无限期推迟，要么收缩。2009年3月上海美国商会再度调查，打算将工厂迁出中国的公司减少了一半，想在其他国家投资建厂的大公司已经重返中国。[2]固然危机会缩减国际投资流量总额，不少在华外资企业也在抽回资金救母国之急，但国际投资流量总额中中国所占份额将趋向上升。

    有鉴于此，在国内政治经济基本面稳固的前提下，外部经济金融危机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推进产业升级、进而加快摆脱外部经济冲击影响的良机。我一贯认为，像中国这样抗风险能力强的国家，只要自己国内不乱，稳得住阵脚，来一场两场全球经济危机危机反而是好事，因为我们过年把两年紧日子，就能够换来淘汰竞争对手、自己加快脱颖而出的结果。在2007年11月4日腾讯网举办的“谁在推高中国的资产价格”思想沙龙上，我之所以说大国崛起要充分利用危机和动荡的机遇，说感谢索罗斯先生挑起了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3]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没有索罗斯在1997年挑起东亚金融危机，中国不可能那么快在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中脱颖而出。国家如此，行业、企业亦然。

    为了充分利用这个危机淘汰竞争对手的机会，中国需要通过扩张内需和在一定时期内适度加大出口激励措施力度让中国企业更多地度过这段难关，需要利用这个机会更加积极地吸引先进制造业生产能力向中国转移。因为繁荣时期利润空间大，终端销售商、厂商可能没有动力从中国进货；萧条时期价格竞争激化，终端销售商、厂商利润空间缩小，订单和生产向中国转移的动力加强。正因为如此，中兴通讯等一批在自主创新方面着力较多的先进制造业企业在危机时期反而实现了增长，中兴通讯生产的手机原来主要是向拉美、东南亚出口，金融危机加剧后来自美欧等发达国家的订单却增长了。也正是因为如此，尽管日本企业一向以对华技术转让态度消极闻名，但在日本电子、电器巨头几乎全线亏损之后，夏普公司与上海广电集团等多家中国公司商谈，计划将其三重县龟山市第一工厂的液晶面板生产线移到中国，夏普仅负责产品销售。[4]当然，由于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会在防止“就业机会流失”的旗号下遏制本国企业向其他国家投资转移生产能力，特别是转移先进产业生产能力，中国要充分利用这一潜在机遇，只有更多地依靠内资企业自主创新一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