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引发了一场百年不遇的金融海啸，并给全球经济、金融格局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到目前为止，这场危机的阴影还未彻底散去，人们对全球经济的未来走向也都充满了疑虑。在一些人看来，各国政府在过去一段时间所推出的政策，包括购买有毒资产和向市场提供流动性等等，尽管避免了金融体系的崩溃，但并未从根本上化解风险，未来一段时间里仍然存在第二波危机来袭的可能。而笔者认为，此次危机最糟糕的时期尽管已经过去，但复苏之路或许会相当漫长，经济的复苏将很难呈现“V”字形走势，迅速恢复到危机前的增长水平。

    对经济复苏的担心不无道理。在金融机构的救助过程中，通过对有毒资产的剥离或按新会计方法的重新估价，有相当多的风险被掩盖了起来。由此，银行的账面损失大大减少，财务指标也出现了明显好转。但这种表面的复苏并不具有坚实的基础，仍面临被掩盖风险重新暴露的威胁。不过，从过往的实践来看，用掩盖的办法来化解金融风险是一种经常使用的手段，而且也不乏成功的先例。其核心的思想，是将风险推至将来，寄希望于通过经济的持续增长来吸收和化解坏账损失。

    由此来看，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被掩盖的损失是否会最终暴露，而在于未来实体经济增长的前景如何。如果全球经济能迅速重回危机前的快速增长轨道，潜在损失将很快被吸收，金融体系也能迅速恢复到繁荣时期的状态。而如果经济持续低迷，不但潜在损失难以化解，甚至还可能引发更多新的风险，金融体系可能会因此进入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始于上世纪末的我国商业银行改革和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的经历，便是上述两种可能的代表。

    接下来的问题是，全球经济未来的走势，会更像世纪之交的中国，还是泡沫经济之后的日本？就目前来看，情况还不容乐观。在此次危机之前，全球经济经历了一个黄金的发展阶段，其主要动力源自两个方面，一是信息技术的应用，二是全球化的加速。这两个动力，一方面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则为产品创造了广阔的外部市场。供求两方面的扩张，带动了全球经济的繁荣。但在经历此次危机之后，结构调整使上述两个动力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都有明显下降。信息技术应用对生产率的贡献正在逐步减弱，而在全球化方面，危机爆发之后，美国原有的经济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居民部门削减消费支出、提高储蓄率已成为短期内不可逆转的趋势，加之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在未来一段时期，世界经济甚至可能会经历一个“去全球化”的阶段。所有这些，意味着此次经济的复苏将很难呈现“V”字形走势，迅速恢复到危机前的增长水平。更加可能的情况，将是全球经济在企稳之后，进入到一个缓慢增长阶段，并维持相当长的时间，直到下一次重大技术革新和经济上升周期的开始。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潜在金融风险的彻底化解，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而且也将不断给各国政策制定者带来新的考验。

    总体说来，此次危机最糟糕的时期尽管已经过去，但复苏之路或许会相当漫长。部分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等）凭借着国内需求的潜力，在经济增长方面会有较好的表现，但不足以拉动全球经济的全面复苏。经济结构的调整，包括国际收支的重新平衡，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经济总量增长将步入一个较为平缓的时期。要避免日本泡沫经济后的经历重演，我们还可能需要等待新一轮技术突破的出现。（曾刚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