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瞩目的新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结果将于10月12日揭晓。汤森-路透最新的调查预测，在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中，研究行为经济学、环境经济学、货币政策理论研究的几位学者均有可能登上荣誉巅峰。

    马修·拉宾和恩斯特·费尔

    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经济学系教授马修·拉宾（Matthew J. Rabin）和瑞士苏黎世大学经济学实证研究学院教授兼院长恩斯特·费尔和（Ernst Fehr）由于对行为经济学的贡献，有望在此次获奖。

    行为经济学是一门试图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融入标准经济学理论的科学。行为经济学尝试对非理性行为进行研究，打破了主流经济学的界限及视域，在“现实人”的基础上发展了主流学派的“经济人”概念。行为论者并没有抛弃主流理论，而是赞同其注重理性的，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但他们坚持对这一理论加以修正。他们认为，“经济人”也对具有偏见的推理、自我沉溺、自我毁灭的行为和种种其它人类缺陷和长处作出反应。行为经济学理论还关注公平、互惠和社会地位等许多其他方面，因此，行为经济学试图对传统假定进行修正。

    马修·拉宾认为，人们的偏好具有“风险厌恶”的基本特性。风险厌恶和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理论在效用上是一样的，这是人们心理上的一种直觉。这有助于解释在大规模的风险上，人们倾向于降低消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活动。该理论也包含了赌金很小的时候，人们所表现的“风险中性”，即他们只根据期望货币价值来选择赌博。在不确定的世界中，期望效用函数刻画了人体对待风险的不同偏好。恩斯特·费尔通过试验印证了这一成果。

    威廉·诺德豪斯和马丁·魏茨曼

    因对环境经济学,特别是有关气候变化对经济影响的研究贡献，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廉·D·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马丁·L·魏茨曼（Martin L. Weitzman）也可能问鼎此次诺贝尔经济学奖。

    环境经济学主要研究如何充分利用经济杠杆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包括研究社会生产力的合理组织、评估环境治理的投入所产生的效益、制定污染者付费的制度和排污指标转让的金额等，以将环境的价值纳入到生产和生活的成本中去，使环境的价值体现得更为具体。

    诺德豪斯是全球研究气候变化经济学的顶级学者之一，曾当选“美国最有影响的50名经济学家”。他的研究范围很广，包括环境、价格、能源、技术变革、经济增长等都有所涉及。1972年，诺德豪斯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James Tobin）提出“净经济福利指标”（Net Economic Welfare），主张应该把都市中的污染等经济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成本从GDP中扣除，同时加上一直被忽略的家政活动、社会义务等经济活动。自此以来，诺德豪斯不断发展研究全球变暖的经济学方法，包括整合的经济和科学模型的构建等，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有效途径。此外，他还极力主张从排放许可制度转向征收碳排放税。

    魏茨曼目前的主要研究领域为环境经济学，内容涉及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绿色会计、生物多样性经济、环境立法等多个方面。他尤为关注气候变化，并将突发性气候变化要素的影响纳入气候变化成本收益分析。此前，魏茨曼在经济学领域取得的最知名成果为其“共享经济”（share economy）理念，其“以分享制代替工资制”的想法要求职工适当持股以分担企业经营的风险，同时享有企业发展的成果。

    泰勒、加利与格特勒

    汤森-路透认为，约翰·泰勒（John B. Taylor）、豪尔迪·加利（Jordi Gali）、马克·格特勒（Mark L. Gertler）等三位经济学家由于在货币政策理论研究方面贡献突出，也有可能成为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约翰·泰勒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他曾于2005年获得美国财政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奖和2005年斯坦福大学乔治·舒尔茨公共服务奖。泰勒在1993年所提出的货币政策规则——“泰勒规则”，已为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各国中央银行所奉行，其后的货币政策规则研究也主要是对其理论的发展，或是致力于参数的选取方面。该规则的核心是通过国内生产总值（GDP）、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等宏观经济的当期数据，来定量地预期该国央行未来的货币政策行动的模型。从投资实务的角度而言，泰勒规则被广泛用于利率期货等投资的分析中。

    豪尔迪·加利为西班牙巴塞罗那庞比犹-法布拉经济学系教授及国际经济学研究中心董事。他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推崇者，并与另一位著名的新凯恩斯主义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埃·布兰查德进行长期合作。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强调失业和经济波动的微观基础，核心观点是经济波动与真实冲击（如技术冲击）有关，而与货币冲击无关。加利曾著有《货币政策、通货膨胀与商业圈》一书对该理论进行介绍。

    马克·格特勒为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他与现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保持长期亲密的合作关系。二人在美联储1999年度研讨会上提交的合著论文中提出，央行应调整货币政策，以应对资产价格的变化，其程度只需到能影响实体经济的前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