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年会7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闭幕。与上月下旬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匹兹堡金融峰会一样，本次年会同样强调将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

    从G20匹兹堡金融峰会和本次两大国际机构的年会来看，增强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G20将取代G8成为协调全球经济政策的主要议事框架，二是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配额。

    这样的转变，是世界经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客观反映。从表面上看，是次贷危机之后美欧经济霸权衰落的结果，从根本上看，是全球经济格局嬗变的必然反映。

    这样的转变，也迎合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呼吁调整当今经济和金融秩序，构建一个公平、合理的治理结构的迫切要求。正如世行行长佐利克所言，发展中国家是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也是帮助世界经济实现更加平衡发展的关键，因此世行投票权的安排需要反映出21世纪国际经济秩序的新现状，体现发展中国家不断增强的作用，增加其话语权。IMF总裁卡恩也说，各国应尽快就IMF份额分配达成共识，在2011年1月前将5%的份额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G20取代G8，新兴经济体在IMF和世行的份额得到增加，这无疑都算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胜利。但我们仍需清醒地认识到，从目前来看，无论是G20这个新的议事框架，还是在IMF和世行当中，美欧仍居主导地位，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重塑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的艰巨性依然存在。

    从G8扩容到G20来看，这一新的议事框架或许只是“看上去很美”，未必能肩负起国际社会寄予之厚望。这里面有一个“变”与“不变”的问题。“变”的是从G8扩容到G20，人多口杂，利益诉求多样化，更难达成具有约束性的实际成果。匹兹堡金融峰会就是最好的例证，美欧以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各有急切的利益诉求，峰会最后达成了不少共识，但真正能够落实的十分有限。“不变”的则是美国的领袖地位：一方面，经过扩容，欧盟的声音遭到“稀释”，另一方面，G20中的多数国家均为美国盟友，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虽然有所提升，但仍无法达到充分制衡的分量。

    此外，G8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与其说是G20取代G8，不如说G20和G8在经济和政治问题上实现了分工。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明确地表示，“由于我们的全球影响、经济力量和共同价值观，只有欧洲和美国拥有决定性多数，才能提供协调一致和积极的全球领导力”。

    在IMF和世行提高发展中国家投票权的问题上，同样存在着量变质不变的现实。发展中国家在IMF的份额虽将升到48%，但发达国家仍占大头，美国一家就独占17%，拥有事实上的否决权。

    还需留意的是，金融危机促成了G20地位的上升，也促成了IMF投票权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但危机过去之后，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改革的紧迫性将大大降低，甚至失去动力。

    作为应对之策，发展中国家必须理性、务实地推动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渐进式改革。具体说来，就是以接受既成事实———西方发达经济体仍执牛耳、暂不挑战美元霸权———为前提，在某个层面、某个区域实施“补救作业”，以渐进的方式对现有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进行有效调整，为最终获取与经济实力和市场地位匹配的话语权积累筹码。

    总之，G20取代G8以及IMF转移部分投票权，是否像某些媒体所说的那样，意味着一个旧时代的终结和新时代的开始，还是不要匆忙下结论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