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菲律宾甲米地省，娜奥米·克莱恩发现，许多一流品牌的生产工人过着困苦异常的生活，他们超长加班、工资低廉、营养失衡、没有自由，也没有工会和其他力量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些品牌工厂被称为劳工仓库。年轻人被送去血汗工厂，与上一代年轻男性被送往战场一样。

这并非贫穷国家农民的自愿选择，他们到工厂打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工业区征用了他们的土地。政府试图将这些失地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但实际情况显然没有这么称意，这些新产业工人的生活水准甚至远逊于过去。

许多地方政府大力招商引资，通过免税优惠，吸引跨国公司到当地投资，从而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努力也被证明是奢望。巨大的栅栏将这些工业区与外界隔绝，它们与邻近城镇、其所扎根的土地之间关系薄弱，所有产品均用于出口，且5~10年都无须缴纳任何税收，工业区外则造就了无数贫民窟，政府所希望的技术转移难以实现。

即使是今天，这样的现象在中国仍然相当普遍，招商引资并没有提高中国产业自身的技术水平，或者大幅改善工人的生活水平，仅为地方政府创造了政绩。目前，中国正面临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升级与跃迁，否则经济繁荣将面临挑战。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通过记者、劳工组织等的揭露，醒悟的人们在得知真相后，开始了收复行动，他们试图将公共空间从跨国企业手中夺回，了解真相的发达国家消费者以及贫困国家的生产者也开始抵制这些不负责任的企业，并形成了巨大的社会浪潮。

被改变的企业

看上去有些不可思议，在这个奢侈品消费不断攀升的社会中，“低价”同样成为一种大趋势，沃尔玛的持续扩张瓦解了原有的市镇百货商场，星巴克击败了活跃于城市街头特色各异的咖啡店；为了低价扩张、击败竞争对手，大企业拼命增加店面与规模，而员工的薪资则徘徊不前。

可以说，无论是对原有社会秩序的冲击，还是对普通人生活方式的改变，“品牌扩张”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力度与广度。但是，与跨国企业丰厚利润相对应的，却是被无限侵占的公共空间、毫无起色的贫困国家经济、停滞不前的员工收入、不断扩大的失业群体、被污染的环境和被浪费的资源以及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

反全球化风潮开始出现在各种重要场合。活跃分子们开始劫持广告牌，通过巧妙改变其承载的信息对抗企业，反广告宣传、反品牌、反企业的态度开始在各个点上汇集。他们收复街道、拒绝商业赞助，环保、劳工等各种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披露并抗议明星企业光环背后的各种丑闻。

克莱恩认为，企业不仅提供人们所需的产品，更是这个时代里最有力的政治力量，它们设定了全球化的游戏规则，而消费者一定要与之正面相向，因为那就是权力所在。唯有如此，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权利、公共空间才能得到保障，“NO LOGO”的涵义也正是要表达这种反企业态度，企业不仅要对利润负责，更要对大众、对社会负责。

在这一浪潮的冲击下，珍视品牌的跨国企业最终做出了不少改变。自绿色和平组织取得了针对壳牌储油平台处理方式抗议的胜利后，跨国企业越来越感受到外界矫正力量的强大，纷纷设立专门负责企业社会责任的副总裁，规范自己的行为准则与道德门槛。

进入21世纪，跨国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媒体与其他社会组织的监督下，跨国企业代工厂的工作环境与员工状况改善了不少。

不过，这远远不够。在中国，一段时间以来，富士康、耐克、阿迪达斯、沃尔玛等一干跨国公司血汗工厂的新闻不断被媒体披露，大部分获得了证实。可以预见，在跨国公司真正全面、透明地担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之前，公民与跨国公司的拉锯战仍将继续，而且可能一直博弈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