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10多年里，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始终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问题。

    随着金融危机的到来和出口市场的萎缩，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已显得更为紧迫。事实上，中国能否实现这场转型，不仅关系到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也关系到全球经济的平衡和发展。在本次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有关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讨论是一个热门话题。

    由重到轻，由外而内

    对中国东南沿海的不少出口型企业来说，金融危机无疑就像一场飓风。“我认为危机加剧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个问题应该被解决。”摩根斯坦利亚洲区主席斯蒂芬·罗奇说，中国需要减少对于外部经济环境的依赖，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继续发展。

    专家认为，这种不平衡体现在多个方面：制造业在GDP中所占比重太高，第三产业不发达，经济结构明显偏“重”；储蓄率太高，消费明显不足，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出口。

    一组数据能说明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今年上半年，我国第三产业构成中，第三产业仅占41.3%，而美国等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了GDP的70%左右；2008年中国居民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仅为35.3%，而美国高达71%，日本也在55%以上。

    “这种增长模式代价太大：制造业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和资源，容易造成环境问题。内需不足和过高的外贸依存度，使中国经济增长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而且这种不平衡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有关专家说。

    弘毅投资总裁赵令欢认为，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关键是要从“中国制造”渐渐向“中国创造”发展；要在简单的生产制造之外，增加更多的服务业，从而使中国经济结构逐渐由重型化向轻型化转变。同时，要大力发展内需，改变以往过高的对外依存度，实现“由外而内”的转变。

    转变增长模式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转变增长模式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转变是必需的，是必然的，晚痛不如早痛，晚转不如早转。”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认为。

    余永定解释说：“对于出口型企业来说，改变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意味着企业必须调整自己的产品结构和市场定位，必须更换机器设备，必须压缩过剩产能，这有可能导致一些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

    感到痛苦的将不只是企业。专家认为，在转型过程中，政府也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在政府的税源结构中，增值税是第一大税种，占税收总收入的30%以上。改变依赖制造业和出口的增长模式，将会直接减少政府税收。而从另一方面看，要扩大内需，就必须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加大在教育、医疗、养老保险等方面的投入。因此，转型将使政府在财政上面临“此消彼长”的压力。

    更大的挑战也许来自观念上的障碍。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日前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转变增长模式需要克服观念上的偏见，但是，要实现这一转变非常困难，因为中国几十年来已经习惯了现有的增长模式。

    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王文章博士认为，首先是地方政府要改变“GDP至上”的观念，抑制投资冲动，做服务型而非生产型政府，做市场的监督者而非市场的参与者。同时，要通过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引导民众改变偏好储蓄的保守型消费观念，让民众敢于消费，乐于消费。

    转变增长模式须大力促进服务业发展

    有关专家认为，要让增长模式实现“由重到轻，由外而内”的转变，关键在于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第三产业上去了，“由重到轻”的问题就解决了，“由外而内”的问题也自会迎刃而解。

    “我们要把加快发展服务业作为结构调整的关键环节，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任务，作为促进供需平衡增长的重要结合点。”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致辞时明确表示。

    王文章认为，由于服务业提供的产品是服务，要与人打交道，所以服务业尤其是高端服务业的发展，往往需要更好的社会环境、更高的人口素质和更健全的法律制度。而市场机制不健全和良好法治的缺失正是当前中国发展服务业的软肋，因此，必须尽快推进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法治，为服务业的发展创造好的环境。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润滑剂，发展服务业也离不开金融。“发展服务业，就要有其他金融市场，比如股票市场或者真正的创业板市场。所以我们要改变原有的金融结构。”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研究员何帆说。

    赵令欢则认为，金融创新的意义不只是可以为服务业提供发展资金，它还可以把人们未来的收入流提前变现，从而直接刺激消费增长。因此，当前应推进金融创新，发展有利于拉动消费的金融产品和企业债、私募基金、风险投资等非银行类金融产品。

责任编辑：cprp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