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伤的“南方人”

真正巨大的影响，降临在后来者身上。

他们中有许多是从福建、浙江远道而来的冒险者，年纪大的五六十岁，年纪小的还是“80后”——在山西，当地人管他们叫“南方人”。

一部分南方人曾经试图对此次改革施加影响。

今年4月，在南方人聚集的新兴采煤区忻州朔州一带，刚刚回乡过完清明的二十多位煤老板们匆匆返晋，第一次聚在一起，讨论莫测的未来。

最早的一批南方人，是上世纪80年代初温州市苍南和平阳两县井巷工程公司的职工，当时山西的矿井大多都由他们来施工。后来，煤炭不景气，付不出工程款，一些煤矿就抵债给了井巷工人们。

好不容易熬到市场回暖，包工头们苦尽甘来，引来亲朋好友“一起发财”，1990年代末，平阳、苍南人成批“走西口”。

到2005年，由浙江与温州官方机构出台的一份报告披露，当时温州人在山西有300多个煤矿，比如，原平市长梁沟矿区62个矿中就有59个被他们承包。

这一数字在随后的矿权改革中被成倍地刷新。

矿权改革提供的成批的接盘机会，摆脱不明不白的承包身份真正拥有产权的诱惑，再加上山西当时高调招商引资的姿态，让嗅觉灵敏的南方人蜂拥而至，不能来的也入股踊跃。

参与聚会的二十多位煤老板多数都是在那时来到山西的，他们在当地的投资超过30亿元，几乎每个矿后面都有数十个南方家庭，和百万千万计的银行贷款——据说仅平阳县水头镇，90％以上的房子都抵押在银行，换作真金白银砸在煤矿上。

当时煤老板给人们留下的多是狂买名车豪宅的形象，这些南方人提起来便愤怒而委屈。他们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低调，许多人都将陆虎宝马奔驰们开回老家，只留下帕萨特们呆在山西。

不幸的是，从矿权改革时开始，山西就矿难不断。而每出一次事故，煤矿就连片停产，加上一些重大节日时自动停产，有煤老板统计了生产记录：三年来，即使六证齐全的煤矿，正常生产的时间也不足4个月，而那些基建矿则更是一天都未正式生产过。

在屯兰矿难后长达两月的停产整顿之后，省内的长治等地已渐渐开始批复复工，他们所在的地区不仅毫无动静，而且前所未有的严格：就在聚会的前一天，县里统一行动，除国有煤矿外，各个煤矿井口传送设备的皮带机头或绞车都被强制拆除，拉回政府贴上封条。

平素并没有多少往来的煤老板们，纷纷赶来，第一次开始开会。

会议从他们飞回来的当天晚上开始，持续了一整天。尽管试图联络更多的当地煤老板，但最后来的依然全都是南方老乡们，闽南话于是成为会议的官方语言。

一些人情绪激动，中午就跑出去买回来几卷红布，一枝毛笔，当场外套一脱袖子一撸就开始写起标语“矿工要吃饭”，“我们要工作”。

更多的人，则始终很沉默，只是听着，看着，没有太多表情。

煤老板试图让矿工们拿着标语去反映情况，但最后没能成行。

第二天，煤老板们一起来到县长办公室“要个解决办法”。记者发现，在进门那刻，即使在门外群情激昂的煤老板，也都马上低下头，陪上了笑脸。直到听说县长不在，才重新活跃起来。

惟一的一次集体行动，就这样三三两两地散了开去。

在接下来的兼并重组中，南方人鲜有能成为兼并主体的，却几乎没有人只停留在发牢骚上，每个人都在各显神通，都在这场隐秘的谈判中比着将聪明、灵活与胆色发挥到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