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就好比一个医生，治理重症或绝症病人很管用，但要将这个病人调养好，让他长得身强体健却非其所长。

一年前的9月15日，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倒下。如果以雷曼兄弟的破产为标志，金融危机恰好度过了一周年。在这一年里，世界经济经历了大萧条以来的最严重衰退，主要发达国家纷纷陷入了负增长。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受到危机的拖累，不过好在经过今年第一季度的剧降后，目前正在稳步回升，刚公布的8月份经济数据表明，中国经济有可能重新步入正常增长的轨道。应该说，这个成绩的取得，实属不易。很多人，包括一些有名望的学者，把它归之于中国模式的成功。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中国模式就备受嘉宾们的赞扬。尽管论坛原本是要讨论亚洲的发展模式问题。

既然讲到亚洲模式，笔者也顺便说一下，没有所谓的亚洲模式，例如，作为亚洲的两个大国，同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和印度，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就很难找到共同点。原因在于，亚洲太大，很多国家具有截然不同的历史和国情，不能用一个模子去套。因此，亚洲模式其实说的是东亚模式（包括东盟在内）。东亚模式从经济方面看，它的一个特点是，重储蓄，经济高度依赖外需。正因为这个特点，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东亚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

中国是东亚中的一员，当然具有东亚模式的上述特点。但需要强调的是，共同的特点并不代表形成特点的原因也是一样的。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日韩、东南亚诸国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经济依赖外需是因为本国或本地区的市场狭小，因而某种意义上是不得不为之，但中国不同，中国是个大国，本身具有消化生产的能力。然而最后我们也走向了和其他国家一样的拼出口道路，这就不能不说到与我们刚实行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相关。这个初始条件决定了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在发展道路上具有相同的一面，更有不同的一面。这也就是所谓的中国发展模式问题。

本次金融危机，虽然对中国的出口造成了严重打击，但由于中国发展模式中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所以中国经济又率先复苏。现在，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把本国经济复苏的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也就有了这段时期对中国发展模式的关注。

一个普遍的看法是，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包括以下因素：强有力的领导之下的政治稳定、渐进式改革、在革新中考虑到国家的实际情况以及历史沿革、不强调意识形态、全方位的开放等。这些总结都不错，然而，从经济方面说，不论何种发展模式，最后都要落脚到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从这一角度看，中国模式的特点在于：在大力培育和发展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同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也一刻没有停歇，一直在发挥着作用，“看得见的手”既通过“看不见的手”间接发挥作用，又在它认为必要时直接出手进行干预。中国应对本次金融危机的做法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而其他国家，包括东亚各国，相对更重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

一般而论，两只手的力量和作用总比一只手要大，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处于危机时刻，这就是中国模式相较欧美模式的优势所在。但由此它也会带来缺陷。这个缺陷就是，由于我们过于依赖“看得见的手”的力量，“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就被有意无意地削弱了，而后者本来是我们建立市场经济的目的之一。例如，中国经济中长期形成的高积累、重投资、轻消费的所谓“投资饥渴症”，就是因为政府的力量过于强大所致；而产业的低级化，产品的低端化，缺少核心技术和品牌等，则是因为市场的力量没有发挥到位所致。本次危机我们也看到，同是经济刺激政策，欧美更多地是通过市场发挥作用，而我们则直接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分配。

上述市场和政府作用的发挥是假定它们都处于价值中性，既不偏左也不偏右，可实际上，政府在出“手”时要么偏左，要么偏右，很少有不左不右的。从中国的情况看，政府在处理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上，前些年一直偏向效率，出台的许多政策都体现了效率优先的特性。本来，传统计划体制下的“分配偏好”是重国家和集体、轻个人和居民，资本主导下的“分配偏好”也是重企业和资本、轻个人和劳动。因此，如果政府在经济发展的价值选择上再偏重效率，那么，无疑会加重资源和收入的分配向前者倾斜，从而造成国富民不足，消费需求长期启而不动，以致经济不得不依赖外需。

概括而言，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中国模式就好比一个医生，治理重症或绝症病人很管用，但要将这个病人调养好，让他长得身强体健却非其所长。而目前的情况恰是，金融危机就像一场瘟疫，世界多数国家在这场瘟疫中都进入病危阶段，急需救活，这是中国模式备受赞扬的原因所在。所以，危机周年反思中国的发展模式，我们一定要清楚自己的问题所在，不能在听了赞扬后飘飘然，自以为中国模式可以包治百病。正因为此，中国模式才要不断充实、调整与创新，不能被一个固定的思维所框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