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因全民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红极一时的陕北县城神木，7月29日，一年一度最大的庙会如期举行。

　　夜幕初降时分，群山围绕下的县城灯火辉煌。高层建筑鳞次栉比，金碧辉煌的高级会所、酒店、娱乐城占据了中心城区的近半数地盘。伴随着交错混响的音乐和满城闪烁的霓虹灯，兰博基尼、法拉利、保时捷等百万级跑车呼啸而过。

　　表面上繁华奢靡依旧，暗中浮动的却是民间借贷崩盘引发的恐慌。

　　白天，在当地颇有威望的高利贷大户徐某开着悍马环绕全城，以此展现镇定，更避免十余名散户上门逼债。时常还遇到同样“巡城”的熟人，彼此相视，会心一笑;而到晚九点，徐某雇佣的十人“追债团”，从“跑路”的堂兄家里拖出一辆宝马X5。

　　在此之前，“追债团”已在西安寻找堂兄近半个月未见踪影。为避免和兄嫂、大伯等亲友发生正面冲突，徐某特意选择家人赶庙会的时间动手。虽然一辆宝马X5远远不抵堂兄欠下的5亿元融资款，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徐某也借此释放信号，以警告堂兄，“光躲是不行的” 。

　　近半年来，神木豪车数量锐减大半。徐某说，大部分被抵债贱卖了，剩下的都是“死撑着装门面，逼债的还没下手” 。

　　神木一夜暴富的传奇故事早已经轰动全国。

　　2001年，盛产红枣、杂粮和牧草的神木还是陕西省贫困开发重点县。2008年，乘着煤炭黑金“黄金十年”的东风，神木凭借地下富藏的煤矿一跃成为全国百强县。同时，“炒煤矿”风潮与高息民间借贷相互助势，神木财富急剧膨胀，产生了2000位亿万富翁和全县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为代表的“神木模式”。

　　2012年，神木成为西北首个GDP过千亿元的县城，位列全国百强县的第26位，远超过陕西汉中、安康、商洛等地级市。不料，同年国际煤炭行情大逆转，神木煤炭块煤从680元/吨直跌到550元/吨，籽煤、面煤等跌幅都在100元/吨左右，售价直逼成本价。随后，神木近百处煤矿陆续停产，如今仅有不足10处维持正常运转，焦化厂、洗煤厂也相继停工。

　　煤炭危机迅速传导至民间借贷环节。2012年底，融资规模超40亿元、波及人口超5万的“黄金大王”张孝昌“跑路”，成为神木民间借贷全面崩盘的关键节点。

　　2013年初，“房姐”龚爱爱身份意外曝光，只是令当地民间借贷危机的冰山一角浮出水面。此后，2000余家地下高利贷机构凭空消失，超300亿元民间资金蒸发，近千人出逃的局势引发了全城恐慌。终于，在神木，房价暴跌、商业萧条、医保欠款、社会解构，如同一张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

　　“全民借贷”崩盘

　　不到三个月，神木2000多家“典当行”消失得无影无踪。所谓典当行，其实是以投放高利贷为生，从事吸贷转贷活动的民间机构，当地人称担保公司或融资公司，实乃地下钱庄。

　　近年来，神木的金融规模已相当庞大。根据神木县政府公布的信息，2012年，神木县有银行类金融机构21家，是长江以北地区银行最多的县;还有小额贷款公司22家，数量为陕西各县之冠，注册资本总额近27亿元。

　　但合法金融机构所提供的贷款，仍难以满足动辄几十亿元的煤矿交易需求。灵活易取的典当行迅速遍地开花，民间借贷成为主角。“开个房间就是典当行。”在一家仅有21个房间的招待所里，典当行就有四家。招待所老板何龙称，在宾馆、写字楼和居民小区里，典当行更是不计其数，甚至很多人把典当行开到家里，摆张桌子就办公。更有甚者，拎着包就到邻近农村搞流动典当，随手拿一张白纸，写个字条就是票据。

　　典当行承诺的高额利率令人咋舌。据徐某介绍，当地通常使用月利率，最低为3分，年利率即为36% ，约为银行利率的6倍;较高可达到4-6分，年利率即为48%-72%，约为银行利率的8-12倍;极个别时期，典当行中的大户和老板提供五天以内的大额资金紧急周转，开价高达5角，年利率为600%，约为银行利率的100倍。

　　按照银监会和央行2008年5月联合出台《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的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利率不得超过银行利率的4倍。典当行所推行的超高利率留下了大量转贷空间，利率金字塔体系也由此而成。

　　典当行老板黄永生介绍说，金字塔顶层是神木县著名的“黄金大王”张孝昌、“集资大王”刘旭明、“80后富豪”乔秀峰、“神木四大富婆”中的刘银娥、“房姐”龚爱爱等人，他们直接拥有或控股煤矿，通过民间借贷炒高煤矿价格，享受最高额的利润。

　　位居金字塔中间的是各层级吸贷、放贷大户，也有“空手套白狼”的“转贷专业户”。黄永生就是其中之一，他的运作手法很简单，以低利率贷款，再以高利率融资进入另一典当行，赚取差价。黄永生称，最牛的一笔，他贷出1亿元，一个月时间，赚了近100万元。“转贷主要靠关系和信誉，看你能贷出多少，能争取多大的差价空间，全靠消息灵通，随时进出。”

　　更多人，处于金字塔底层。7月29日，财新记者看到，在神木县人民法院门口，白发苍苍的老者涕泪交加，几十万元养老金不见踪影;穿着补丁衣服的农民掏出了大半生积蓄，赔上了女儿的嫁妆钱;养鸡场的大姐背上了百万元欠债，在县政府、人民法院门口一睡几天⋯⋯在神木，从七八岁的孩童到七八十岁的老人，几乎人人都知道高利贷，并能够说出利率、典当行、三角债关系、著名大户等信息。无人否认神木已然是“全民借贷”的现实。民间信贷总额庞大到无法估算。

　　据公开信息，已“跑路”的集资大户张孝昌、刘旭明、乔秀峰、刘国林、王凤义等人借贷资金总额已近200亿元。“现在至少有上千人‘跑路’，有逃债的，有追债的，有一边追债一边逃债的，也有偶尔回来又跑了的。”徐某称，仅他熟识的就有七人“跑路”，其中最低融资金额超3000万元，民间资金“失踪的至少300亿元”。

　　徐某分析，民间借贷崩盘的直接原因是利率过高导致利滚利压垮借贷者，错综复杂的三角债关系也令断裂的金融链无处可解，“跑路潮”导致的巨额资金流失更是加剧了人们的恐慌和绝望。

　　死亡的气息弥漫在县城上空。“西安、鄂尔多斯的一些酒店不让神木人住，害怕是去躲债的，惹麻烦，更怕会自杀，晦气。”刚从两地追债回来的借贷大户刘大龙担心，上半年，仍有很多人在观望坚持，到了下半年，绝望和压力会更大。“自杀的人也会更多” 。

　　2012年12月12日，神木人武安详在西安一酒店割腕自杀。今年1月23日，神木县国内安全保卫大队政治教导员张英被发现服毒死亡。两起自杀事件均被证实与高利贷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