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受《财经》杂志的专访时，联想集团掌门人柳传志先生坦率承认，他所代表的整个企业家阶层，“是很软弱的阶层。”软弱表现为如下两点，其一是不敢抗争：“面对政府的不当行为，企业家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与政府抗衡，只能尽量少受损失。”其二是缺乏公共关怀：“我们只想把企业做好，能够做多少事做多少事，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强权面前，谁都是弱者，企业家哪怕是柳传志那样的大企业家也不能例外。但是，中国企业家其实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在公共空间中也并不是无所作为的。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多元与复杂。这注定了有太多缝隙，可为新思想和新力量的生长提供空间。

　　如学者孙立平早就指出的，当下中国的一个严重危机，即社会断裂。各个族群彼此远离，彼此隔膜，彼此误读，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累积着怨愤乃至仇恨。其中最危险的断裂，则是中产和企业家阶层，跟底层民众的断裂。

　　本质上，中产和企业家阶层，跟整个的底层，面对的往往是同一个问题，即法治的缺位，其共同的命运和目标也最需要形成合力。但偏偏在最需要合力之时，社会断裂却在不断扩大。这决非国家和民族之福。

　　这应主要归咎于中产尤其是企业家阶层。当下中国的中产尤其是企业家阶层的精神气质，与学者金雁在她的新著《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中，所着重解剖的19世纪俄国的军功贵族阶层非常接近。

　　19世纪俄国的军功贵族阶层，是一个正在觉醒的阶层，是一个开始具有人道与悲悯情怀的阶层，是一个有良知有追求的阶层。所有这些，在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果戈理、赫尔岑的作品中，都有充分的展现。他们可以说是俄国思想启蒙的先驱。但是，他们所有这些努力，并没有能够消弭底层民众对他们的深刻怀疑乃至仇恨。贵族与底层尖锐对立，这种对立甚至有时候超过了专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对立，这是俄国民粹主义狂飙突进，最终引爆“十月革命”的重要原因。俄国的整个军功贵族，先是在革命浪潮中被迅速边缘化，接着被当作革命的敌人，最终被全部打倒。

　　为什么努力了而没能得到正果呢?换句话说，为什么俄国贵族与底层的冲突不能解决呢?最致命的因素，在于贵族自身的人性弱点，即他们的二元人格。他们的大脑往往是清醒的，但是他们的屁股则坐在既得利益这一边，坐在特权这一边。清醒的大脑指挥不了屁股，反而被屁股所制约。这就导致了他们思与行、言与行的分裂。他们思想上反对沙皇，现实中却受沙皇的恩宠，因为沙皇的恩宠不劳而获、养尊处优。他们明知这不道德，所以他们不断地自责，不断地忏悔。但在行动上，他们却不能果断拒绝恩宠，不能拒绝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没有完成自我救赎，也就不可能得到底层民众尤其是平民知识分子的原谅。一旦革命突如其来，他们就只能被全面清算。

　　今天中国的中产尤其是企业家阶层，跟当年俄国的军功贵族何其相似?他们往往跟权力走得太近，往往因与权力的近距离而受荫庇，其财富的得来往往不明不白，即往往都有人们通常所说的“原罪”。但是，跟俄国军功贵族不同的是，中国的中产尤其是企业家阶层，缺乏内心的自审，缺乏忏悔和自救能力。所以，中国当下的社会断裂，尤其是企业家阶层与底层民众的断裂，可能比当年俄国军功贵族跟底层民众的断裂更严重。中国底层民众的仇富情结及均贫富的要求，也就比当年俄国底层更强烈。

　　其实，中国的企业家阶层蕴藏着良知的巨大冲动、善的巨大冲动，只是太缺乏能够容纳这些冲动的制度环境及相应的组织平台。这让我想起了中国的一群顶尖企业家，他们通过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这个平台，承担自己的环保与社会责任。而创办SEE的初衷，是要在资本的上面生长精神。它不止是救世，更是自救，即中国企业家阶层的自我救赎。这种自我救赎之于社会和解，之于社会力量的整合，无疑具有关键的作用。

　　如果SEE这样的社会实验在社会上充分普及，因而变得很平常很平淡了，那时，中国企业家阶层的自我救赎也就做得差不多了，中国社会的整合与和解的前景就非常广阔了，被清算、被打倒的噩梦也就不会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