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受《财经》杂志的专访时,联想集团掌门人柳传志先生坦率承认,他所代表的整个企业家阶层,“是很软弱的阶层。”软弱表现为如下两点,其一是不敢抗争:“面对政府的不当行为,企业家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与政府抗衡,只能尽量少受损失。”其二是缺乏公共关怀:“我们只想把企业做好,能够做多少事做多少事,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强权面前,谁都是弱者,企业家——哪怕是柳传志那样的大企业家——也不能例外。但是,中国企业家其实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在公共空间中也并不是无所作为的。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多元与复杂。这注定了有太多缝隙,可为新思想和新力量的生长提供空间。
如学者孙立平早就指出的,当下中国的一个严重危机,即社会断裂。各个族群彼此远离,彼此隔膜,彼此误读,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累积着怨愤乃至仇恨。其中最危险的断裂,则是中产和企业家阶层,跟底层民众的断裂。
本质上,中产和企业家阶层,跟整个的底层,面对的往往是同一个问题,即法治的缺位,其共同的命运和目标也最需要形成合力。但偏偏在最需要合力之时,社会断裂却在不断扩大。这决非国家和民族之福。
这应主要归咎于中产尤其是企业家阶层。当下中国的中产尤其是企业家阶层的精神气质,与学者金雁在她的新著《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中,所着重解剖的19世纪俄国的军功贵族阶层非常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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