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

　　如果出现十几个人口比现在的北京大一倍的都市以及另外十几个人口大5倍的都市群，那将是一种什么局面？要知道，这些超级大都市，绝大部分都集中在沿海狭窄的地区。对付这样的生态挑战，在人类历史上恐怕还是第一次。

　　没有这种人的转变，城市化本身并不能创造出有竞争力的现代经济。遗憾的是，中国的教育体系，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中的使命。

　　在最近举行的第五届中国人居环境高峰论坛上，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学者王涌彬预测：中国城镇人口将在2010年首次超过总人口一半；到2020年，城镇人口约有6成；到2030年约占7成。他同时指出，中国是在城乡二元结构突出的背景下步入城市国家行列，城乡差距将越来越大。再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截至2008年年末，中国城镇人口已突破6亿大关，达6.07亿人，城镇化率为45.7%。

　　国外一些权威机构也大体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国际咨询公司麦肯锡环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简称MGI）2008年曾发表了更为远观的预测：中国的城市人口将从2005年的5.72亿增加到2025年的9.26亿。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将突破10亿。这意味着在未来20年内，中国的城市人口将增加3.5亿。这个数字高于目前美国的总人口，而且大多数来源于农村的移民。有人称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移民。

　　超级城市

　　这样急速的城市化，自然是发展的表现。在人类历史上，城市化高的地区一般总比城市化低的地区更发达些。不过，高速城市化很容易带来巨大的城市病，使整个社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果在城市化初期不进行相应的准备，则差之毫厘、缪以千里。一旦城市化进入成熟期，城市也就病入膏肓，再难治理。

　　麦肯锡给中国的建议是：走集中型的城市化道路。这一模式要求中国发展出15个平均人口在2500万的超级城市，以及11个各拥有6000万左右人口的城市群。这些城市的人口加起来，就达到了10亿。如果走分散式发展道路，城市人口则将主要散居在若干150万至50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或大量50万至150万人口的小城市。如果城市平均人口以200万计，则需要500个城市才能容纳10亿城市居民。这更接近于中国城市的现行模式。麦肯锡认为，比起现有的分散性城市模式来，集中型的城市化所创造的人均GDP要多出20%，同时提高能源效率，抑制对农地的侵占。城市化集中，也意味着市场集中，人才集中，有利于发挥规模优势和资讯的流通。

　　麦肯锡所建议的模式，自有成功的先例。比如战后日本经历了绝大多数西方国家所没有的高速城市化过程，如今只有5%的人口居住在农村，绝大部分城市人口又集中在太平洋(15.65,-0.08,-0.51%)沿岸本州岛的大都市中。首都东京地区的人口高达1300万，是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如果把郊区和东京港口城市横滨地区算入，这一地区的人口就达到3500万，即全国人口的27%，成为世界最大的都市区。而第二大都市群大阪-神户-京都地区，人口也超过1800万。这两大都市群，就装下了这一世界第十大人口国家的41%的居民。这样的发展模式，虽然带来了“过疏过密”的问题（即城市发展过于密集，农村的年轻劳动力大量流失，使乡间过于稀松），但是其优势毋庸置疑：日本的人口密度远高于中国，但是，日本保持着大片一尘不染的荒野，乃至定居北海道这种偏远地区的公民竟能从政府那里得到白送的土地。这在中国是不能想象的。日本的能源效率也是世界一流。在大多数都市之间，都可以通过新干线一日往返。我就曾经见到一位东京的大学教授跑到大阪开学术会议，一大早出门，晚上就赶回来，对第二天的工作毫无影响。这样自然促进了城市之间的信息流通和技术交流。统一的大市场也容易形成。

　　以报业为论，《读卖新闻》、《朝日新闻》等等，发行量超过千万。而人口为日本2.3倍的美国，发行量上200万的仅有《今日美国》和《华尔街日报》两份。《纽约时报》仅发行100万份，还不及日本大报的十分之一。这当然和日本都市密集、人口密集有关。同时，仅占总人口5%的农民，在战后大部分时间为全日本提供了40%以上的食品（在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统计以来，日本农民供应的食品只有两次低于全国食品需求的40%），其农业效率也可见一斑。

　　中国瓶颈

　　但是，这种麦肯锡所鼓吹的城市化模式，在生态与人两方面都对中国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目前中国社会对此并没有做好准备。

　　10亿的城市人口，十几个20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再加十几个6000万人口的都市群，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城市社会。目前对于城市规模的界定因为城市边界的模糊而众说纷纭。我们不妨以两种标准看一下目前世界最大的城市。如果严格地限于城市本身，世界最大人口的城市排名为孟买（将近1400万人）、上海（1380多万）、卡拉奇（将近1300万）、德里（1200多万）、伊斯坦布尔（1130多万）、圣保罗（1100多万）、莫斯科和首尔（1050万上下）、北京（1000万出头）、墨西哥城和东京（将近900万）。如果以计入郊区人口的大都市区统计，则排名变为：东京（3200多万）、首尔和墨西哥城（2050万上下）、纽约（将近2000万）、孟买（1900多万）、雅加达和圣保罗（近1900万）、德里（1860万）、大阪-神户-京都地区（1730多万）、上海（1660多万）。可见，即使以包括郊区人口的大都市区的概念界定，目前世界上人口突破2500万的都市仅有东京一个。人口6000万的都市群还没有出现。

　　如今北京地区的人口仅1200多万，土地、饮用水、环境等等方面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出现十几个人口比现在的北京大一倍的都市以及另外十几个人口大5倍的都市群，那将是一种什么局面？要知道，这些超级大都市，绝大部分都集中在沿海狭窄的地区。对付这样的生态挑战，在人类历史上恐怕还是第一次。

　　这种大都市生存的生态环境，必须建立在小房、公共交通、节能和低污染的前提下。目前世界唯一人口超过2500万的大都市区东京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样板。我们一家三口在1999年~2000年期间住在横滨一套大约60平方米的公寓中。每次日本客人来，几乎一进门就说：“你们家真大呀！”一家三口住50平方米，在这个大都市区是常规。如今中国的人均GDP按购买力计算大致为日本的1/6，按美元面值计算还不及日本的1/10。但是，一家三口60来平方米的住房标准，在许多日本人看来有些奢侈，在中国则低于大部分经济适用房的标准。

　　房子大，照明、供热、制冷等日常消耗的能源就大大提高，同时也使人口密度降低，延长了交通路线。私家车的发展战略则更是火上浇油，不仅提高了能源消耗和空气污染程度，而且使公路体系超载，不断扩大的路面日益侵占城市用地。相比之下，在东京横滨地区，公共交通是如此方便，即使有车的家庭也很少用车。这一地区的空气指数也比中国的大城市好得多。我们不妨想一下，如果照中国现在的发展模式走下去，北京人口扩大一倍，在生态上是否还能维持？长江以北能维持几个人口超过2500万的大都市？要知道，集中的模式，是对环境冲击最小、对能源利用最有效率的城市化过程。这一过程，要求的是集约化的发展。而中国目前的政策，仍然鼓励人们买大房子、开车，模仿的是美国式的粗放型模式。这样的模式，在未来几年就会挑战中国在环境和能源上的极限。

　　人，则是城市化的另一个面向。城市化意味着人的变化、生活方式的变化。英国工业革命初期，大量进入工业都市的农民不适应现代大工厂的纪律和城市的生活节奏，大量流落街头，甚至成为罪犯。在日本，你至今还能见到西装革履的公司职员在大街上小便。想想也不难理解：日本在战后急剧城市化的过程中，大公司经常把一个村子所有的高中生连锅端进城里，变为自己的雇员。许多乡村地头前近代的习惯，不可能在一代人之内改变。在中国，进城不久的农民有时会顺手从阳台上倾倒垃圾，从事家政服务的人擦桌子和擦地的抹布不分。从农村到城市，生活习惯和工作方式的转型是巨大的，更不用说适应升级的新产业了。这就需要一整套教育体系，把缺乏都市经验的农民训练成现代企业的劳工。没有这种人的转变，城市化本身并不能创造出有竞争力的现代经济。遗憾的是，中国的教育体系，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中的使命。大学里的农民学生比例日益减少，几乎没有针对进城农民的学校，国家对进城农民也无相应的优惠政策。相反，农民工的子弟依然受到种种教育歧视。这样的发展，如何能够使中国完成产业升级？

　　总之，中国的政府和社会，对未来城市化的挑战还缺乏充分的估计，基本的准备工作几乎还没有走上轨道。中国在房子、汽车上花的钱太多，在教育上花的钱太少。这将构成中国城市化的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