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一位美国教授到香港大学作学术报告，分析美国的宏观经济。不同的变量七个，曲线于是六条。是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加上当时盛行的「理性预期」分析。变量的转变，通过理性预期的逻辑，该教授把曲线移来移去，「解释」得层次井然。问题是，他的模型是基于美元在国际上有强势，到港大讲话时美元转为弱势三个月了。此转也，使整篇文章的变量各散东西，很尴尬。可救吗？不困难，改变一下理性预期，多加一些曲线，重头砌过，又再会是层次井然的。

    这类分析，虽然成行成市，犯了科学方法的大忌，在不经意间作者中了马歇尔说的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在这之后这就是原因）之计。这是以事实「解释」事实，没有被事实推翻一个假说的可能性，因而无从验证，算不上是有解释力的科学。

    不是说所有宏观经济论著都是这样的。「理性预期」的引进显然是因为传统的宏观分析有所不达而起。没有谁不认为卢卡斯（R. Lucas）是当代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学者，也没有谁否认人的行为可以受到预期的影响。我的保留，是「预期」（expectation）这回事，不是实物，真实世界无从触摸，只能以其它现象或行为来引申这预期的存在，而预期本身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是非常头痛的学问。「理性预期」出现之前，我作研究生的日子，宏观分析的不济不少学者知道，因而有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这些学者认为微观经济（即价格理论）的解释力较强，因而要把微观的基础谱入宏观经济的分析中。这个micro foundation of macroeconomics的发展热闹过一些日子，却达不到大有可观之境。

    个人认为（可能只我一个），微观分析不能帮宏观分析一个大忙，主要因为价格理论（微观）本身的发展不是那么好。正如史德拉（G. J. Stigler）一九五○的鸿文说，经济学者对解释世事或现象没有兴趣！严格来说——这也是我个人之见——价格理论要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才真的有点真材实料，解释力才有点看头，而发展到可以挥洒自如的境界，恐怕要到二○○○年我动笔写三卷本《经济解释》的时候了。不要误会，我没有那么厉害。我只是综合了六十年代对我影响深远的三位师友——佛利民（M. Friedman）、高斯（R. H. Coase）、艾智仁（A. A. Alchian）——的价格理论的思维，这里那里发挥一下自己的。没有这三位，价格理论止于英国的马歇尔（A. Marshall）及美国的费沙（I. Fisher），虽然了不起，但解释力还是远为不足的。

    我不要在这里表扬我高举过无数次的史密斯（A. Smith）的《国富论》。史前辈以顶级的感受、观察、博学与大智慧写成的巨著，提供了一个有整体性的经济系统，其中分析资源使用属微观，而分析收入分配则属宏观了。后者主要是关于工资与租值的厘定，跟着李嘉图（D. Ricardo）与米尔（J. S. Mill）两位天才的工作，证明题材很困难。当时没有明确的边际产出下降定律，工资与租值的厘定很头痛。另一方面，资本的概念要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才由费沙解释得一清二楚。以马歇尔（A. Marshall）为首的新古典经济学派有了边际产出定律，解通了工资与租值的厘定，而更重要的，是马氏提供了一个相当完整的理论架构，其中有经济内容。

    令人遗憾的，是虽然马歇尔的理论天才在经济学上前不见古人，虽然他本人也非常重视经济解释与科学方法，但在实证工作上他没有染指。伟大如英国的经济学传统，对现象或事实的调查马虎，不够执着。后来伦敦经济学院的Arnold Plant及他的学生高斯执着于调查工作，但他们打不进主流。经济学需要的调查一般是艰巨工程，可以花多年所获不多，而让我批评高斯一句，他的调查工作往往过于认真，在不大重要的细节上花上太多时间。这可能是历史学家的影响，但任何调查都要达到行业专家的水平，我认为不值得。我自己在发明专利与租务管制这两项调查上也因为过于详尽而中计。经济学的事实调查是要找重点而放弃无足轻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