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凯

为了迎接数星期后即将到来的G20峰会，匹兹堡市近日通过了对峰会前一天进行抗议集会的申请的许可，并且将要开放2处集会地给抗议者。匹兹堡市长说，这两处地方的开放细节还要和秘密（警察）服务局商定，但会保证是在会议中心（参会者们）“视力”和“听力”可达的范围内。

就在匹兹堡市的积极“备会”中，各国的参会领导人日前也开始借用媒体，向其他国家领导人传达自己的参会计划、提出议题方案，准备要送到本周在伦敦召开的峰会预备会议、央行行长和财长会议上亮牌。

法国总理萨科奇提出了限制金融业薪酬和提取金融交易风险基金、扩大风险储备的议题。英国首相布朗提出了要求金融业按长期绩效发放奖金、推迟奖金发放期的设想。德国总理默克尔则追随金融危机后的反金融托拉斯的全球讨论，提出要限制金融业的规模，防止它们“太大以至于不能清盘”而勒索公众。

这些提议整体上看都是针对防范金融体系风险而来的，但其中的每一项，如果形不成多国共识，恐怕都不是在一个国家范围之内可实现的。

就金融业薪酬的“全球政策”而言，我们更赞成布朗先生的建议，因为对金融业的薪酬控制很难实现，但是一个激励长期业绩的薪酬标准的制定，将让金融业的管理者更注重长期稳定绩效，那么可以减少金融系统因为短期追逐泡沫而导致的大起大落。

虽然萨科奇先生的金融业限薪设计太过理想、甚至可能只是应付法国国内政治的挡箭牌，但是我们很赞成上一次峰会中，萨科奇先生对峰会十分“较真”的态度。如果没有萨科奇先生的“退会威胁”，上一次峰会可能各个国家连团结起来、共同打击避税天堂都做不到。如果少几个萨科奇这样对G20峰会”较真”的国家领导者，G20峰会形成集体政治动议的能力会大大减弱，甚至沦为最国际化的男校友“茶话会”，而且缺乏怡情的女校友对话者。

英国的布朗先生还提出，希望对那些存在巨大的国际收支顺差和财政赤字的国家进行约束。毫无疑问，布朗先生所指包括美国和中国。不过，这一设计要想成为正式峰会议题、并对他所指的这些国家形成约束，布朗先生必须让世界政治场上的主要参与者们认同美国和中国的现状威胁了全球金融稳定、从而威胁了其他国家，并且布朗先生的高参们必须有能力比美国和中国自身，都提出更好的解决办法。但毫无疑问，根据目前的国际势力结构，布朗先生在匹兹堡峰会上的发言，只会带来空气的微微震动。

在危机后硝烟仍未散尽的国际金融外交舞台上，虽然我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人民币自身不完成自由兑换和汇制市场化的改革，所谓建立新的国际储备币、或者人民币进入国际储备币体系短期根本不具讨论意义，但是在任何金融利益交锋的场合，我们都应该铭记，目前要去改变人民币作为美元“准附庸”的被动局面。

现在正是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金融危机后的战国时代。人民币需要在这个战国时期重新实现“衡稳”之前，迅速找准定位、潜心研习各国货币自由化和市场化的改革路径，并向国际金融组织和其他国家要求我们的改革所需要的外部资源，尽快完成人民币自身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