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说我是坚定的减税派，我承认。说来也是，近两年关于减税的文章我一连写了五篇，外界这样看我不足为怪。上月底在西安参加全国党校经济学年会，广东党校张长生教授发言力主提高“两个比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分配中的比重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听来言之成理，我赞成。可细想之后，又觉得此事非同小可，操作起来会有相当难度。不是不可以做到，而是要看政府到底会怎样做。
早在10多年前，中央也曾强调要提高“两个比重”，不过此“比重”非彼“比重”，当时中央说的，一是提高财政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二是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中央要坚持那样做，自有中央的道理，于今回顾，原因大概是市场体制建立之初，各地有点自行其是的苗头，为强化中央权威，当年朱镕基总理说，必须多收税，而且大头集中于中央。如此一来，地方上项目就得向中央财政要钱，中央若不同意，地方项目就上不了。
对朱总理这一招怎么看？评价一项政策，我想总不能脱离当时政策出台的背景，而且经济与政治也不能完全分开。在中央党校任教多年，我当然理解朱总理要将税收多集中于中央的用意。当时体制正在转轨，市场体制未确立，再加上地方政府有投资冲动，若中央不在宏观上加以掌控，任由各地八仙过海，待以时日，重复建设的局面怕是难以收拾。客观而论，当年中央提高“两个比重”对治理重复建设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皆功不可没，应该说做得对。
然而时过境迁，今天的情形已大不同于以往。单看财政收入，回溯15年，1992年的财政收入仅3483亿元，一直1998年才接近1万亿。之后便一路快马加鞭，近10年财政收入增长了6倍，2002年为2万亿，2006年就接近4万亿，去年则超过了6万亿。对这个现象怎么看？若问财政部官员，他们一定说好；而我的看法不同，是喜忧参半。所以“喜”，是因为财政有了钱，政府就能改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而所以“忧”，则是担心财政收入过快增长会挤占企业与居民收入。
也是巧得很，正写此文，我忽然看到一份资料，前不久财政部有官员重申，中国当下的税负并不重，且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他们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年鉴(2007)》公布的数据，计算出全部51个国家的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平均为40.6%，21个工业化国家平均为45.3%，30个发展中国家平均为35.9%。而2007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不过30%，于是判断说，中国财政收入在GDP中占比不算高，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一般发展中国家。
是的，若从数字看确实如此。不过往深处想，却有两个疑点：第一是关于中国的GDP。路人皆知，我们的GDP有水分，虽然水分是多少说不情，但有水分则无疑问。这是说，我们的GDP被人为地夸大了。财政收入作分子没水分，而作分母的GDP却含水分，这样财政收入在GDP中的占比当然会低。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所以不能拿我们的数字简单地跟人家比。另有一点，是从GDP与财政收入的比较看，2007年GDP增长11%；而财政收入增长30%，后者已是前者的三倍，如此再说我们税负不重怎么解释？
我无意挑起争论，其实也不必争论。前年召开党的十七大，中央就已一锤定音，并明确说“要逐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白纸黑字写得清楚，勿庸置疑。眼下真正应该研究的，是如何提高这“两个比重”。说过多次，中央的决定是大政方针，是方向，最终落实还得靠政府的政策，若只有“方针”而无政策，“方针”也就成为一纸空文。所以当务之急不是去争论要不要提高“两个比重”，而是政府到底该怎么做。
关于提高“两个比重”，两年前我就分别写过文章，今天观点仍不变。不过最近我发现，提高“两个比重”说的其实是一回事。试想一下，若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行吗？当然可以通过减个税，但减个税照顾的只是中高收入者，若劳动报酬比重不提高，居民收入不可能普遍提高。这样看，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关键是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没有这个前提，舍本逐末，一切都是空谈。
可难题在于，要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就得减少其它收入的比重。因为企业初次分配是将收入分成了三块：工资、利润与税金。若劳动收入（工资）比重提高，其它两项的比重就得下调，别无他法，不可能三全其美。那么究竟减那一项呢？思前想后，我觉得应该减税收。危急当前，当下大多企业皆苦苦支撑，若让工资挤利润，无疑是逼企业破产关门，有前车之鉴，据说去年倒闭的中小企业就达6万多家。有人说，那是因为新劳动法提高了最低工资，可我认为，错并不在新劳动法，而是政府未先行减税。
可以肯定，只要政府减税，加上有最低工资标准的协助，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必可提高，而国民收入分配也必将逐步向居民个人倾斜。所幸的是，国务院年初已启动结构性减税，大快人心！只可惜，力度还是小了些。既然中央有意提高两个比重，而成败在此一举，不知政府能否再出一回重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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