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理论的实证研究，五十年代兴起的重镇首推芝加哥大学，可能是戴维德（A. Director）的影响，其次是我的母校洛杉矶加州大学。想当年，后者远不及前者。五十年代后期与六十年代初期，以价格理论作解释出现了一些好文章。然而，今天回顾，价格理论的大突破，主要是同期出现了上文提到的三个人物。

    佛利民的天才众所周知。少人知道的，是他的天赋主要在价格理论。可惜这方面他的兴趣不持久，五十年代中期就转到消费函数与货币理论那方面去。这些年，我这一辈及老一辈的懂价格理论的老人家回顾，没有一个不惋惜佛利民当年不继续在价格理论下工夫。

    佛老一九四九发表的《马歇尔的需求曲线》，是重要文章，虽然我认为有不少问题。他在价格理论的主要贡献，是五十年代在芝大研究院的授课讲义，一九六二年经他自己修改后出版。那是一本不厚的书，非常湛深。我在美国教的研究院学生说读得懂，但十三年下来，算得上是懂的只两三个！如下几个要点我要读多遍才能掌握。一、理论要有经济内容，马歇尔有，瓦尔拉斯（L. Walras）没有。二、一般均衡不是由方程式的多少来决定，而是看内容有没有顾及经济整体。三、变量与不变量的处理可随君便，选择要从可以被事实推翻但没有被推翻为准则。四、除了「风落」，市场永远没有盈利，成本永远是局限下最低的。五、租值是成本，所以垄断者面对的需求曲线是成本曲线。

    佛老那本「讲义」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书后的习作问题是市场观察到的现象，问何解，但他书中的内容没有提供线索！是芝大传统提出的市场现象，没有解释，学子自理。在洛杉矶加大考博士试时，我的准备工作主要是处理佛老书后的问题，而若干年后我找到自己满意的答案，竟然发觉与戴维德早年想到的不同。

    转谈高斯。他一九三七发表的《公司的本质》虽然重要，但不够清楚，不容易摸得准。二十多年后——一九五九与一九六○——他的两篇文章，好些要点是旧话重提，但说得清楚了。不明白为什么高斯老是说只我一个能真的读懂他。我的阐释，是高斯重视合约的局限条件，虽然他没有提到合约。说来说去，高斯重视的局限条件是交易费用。在高斯之前有人提及，但高斯来来去去是说，不考虑交易费用我们无从解释世事。这一重点，跟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是有了很大的分离。怎样处理交易费用，怎样把之引进价格理论来解释世事，是难度高的学问。我从作研究生起不断地为交易费用思考到今天。三十年前开始心领神会，一九八一以之准确地推断中国会走的路。

    老师艾智仁对我的深远影响，主要来自他在课堂上的讲话。我旁听了他三年。两个极端重要的启发来自艾师的课。其一是产权对人类行为影响的重要性。其二是需求定律在一方面要墨守成规，在另一方面要千变万化。说过了，我是个后知后觉的人，但觉得快，可以举一反三，以想象力推理一个晚上可以推到四顾无人的地方。二十五年后我写《科学说需求》，其源头主要来自艾师，其中的多种变化起于自己的想象力与多年不断地应用而得到的收获。

    写到这里，我可以停下来让读者想想了。如果没有出现过佛利民、高斯、艾智仁这三个人，价格理论的解释力会怎样了？答案是不怎么样，对解释现象或行为没有大看头。这三君子之前的理论架构不俗，概念的发展有看头，但从解释行为的角度衡量，一般是使人失望的。是经济学之幸，这三君子在价格理论上的重要思维，差不多同期在六十年代初一起出现。是我之幸，刚好站在其中，三位都指导过我。一九六六动笔写《佃农理论》时，我用上的价格理论就有了上述的基础，其后不断地在街头巷尾观察，不断地以理论印证，到六十五岁才动笔写三卷本的《经济解释》。

    结论是明显的。经济学的微观与宏观其实是同一回事，前者的解释力不足，导致后者的分离发展。然而，宏观是无从脱离微观的。以微观不足的基础搞宏观，效果当然令人失望。另一方面，如果微观（价格理论）真的大有解释力，宏观只不过是以微观逐步加上去，我个人是看不到宏观经济学本身是有着些什么不可或缺的用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