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制度不改会出大问题

    网易财经：您说，城市化是可以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继续提供动力。但是一个问题是，城市化的过程有没有可能被打断，比如说，如果大量的中小企业搞不下去的话？

    周天勇：城市化、中小企业和农业的现代化是三位一体，连着的，互动的。大概2000年的时候，高中的毕业率是40%不到，现在是80%几了，那就意味着这个农村的很多高中的毕业率是上升的，上升了一倍。也就是说出来10个孩子，有8个孩子念过高中。你想让高中毕业的这些学生再重新回去种地是不可能的。有人说哎呀，你说这个年轻人都不再种地了，谁来种地，中国的农业很危险，这是一种看法。但是我觉得需要经过这么一个时期，这个就是中国农业的希望。就是老的人全部退出历史舞台了，新的人全都不种地了，那么它才能形成创造规模农业的这么一个条件。

    这些人到城市里干什么？必须得有制造业，和这个制造业产业链拉长的那些小的制造业，中小制造业，产业形式上还要有服务业，因为大量的劳动力是服务业容纳的。你要是没有这些，他转移进来干吗？

    农民进城，最基本的两个，一个在哪儿就业，一个在哪儿住。

    网易财经：您怎么看18亿亩耕地红线和城市化的关系？

    周天勇：我觉得18亿亩红线是一个在静态的、既定的、在狭小的眼光下的一个产物。如果说我们拘泥于18亿亩红线的话，我们未来30年啥都干不成。

    我们过去我们把这个18亿亩当做一种红线来考虑问题，我觉得这个，这是一种思维方式，眼界的问题。我们要从一个大的格局上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易财经：城市化对土地的使用是更节约还是更浪费？

    周天勇：这个呢，我进行过研究。村庄的占地的面积大概是2亿7千多万亩，但是这个城市的建城区的面积呢，是七千六、七百万亩，但是城市里现在大概有6亿5千万人左右，就是常住人口。农村呢大概有6亿7，还是6亿8。你看吧，6亿7、8人住了这个2.7亿的土地，6亿5千万人左右，用了7千6百多万亩土地，实际上村庄多用了2亿亩地。

    当然这个，现在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这个拆村庄是对的，就是村庄并成，小村子并成大村子，大村子并成小镇。

    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土地这个产权不明晰，农民对这个地权产权的不完全，所以他在征地、拆迁过程中受损，主要问题在这儿。

    网易财经：也有很多人说，中国的改革还有很多的空间。比如像土地制度，如果改革的话会有助于解决很多经济方面的困难。您也在微博上说过中国的土地是“村长所有制”，那您怎么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的急迫性？

    周天勇：土地制度很麻烦，它有很多这个难点和利益都纠结在一起。但是这个土地制度不改呀，可能会出更大的问题。我觉得它必须得改，你再难也得改。

    一是你要延长土地年期。重新私有化的话，意识形态上我们也存在着一定的难度，所以我觉得可能延长土地使用年期是两方都可以兼顾的一个办法，一个路子。

    那么第二呢，就是确立产权。比如说所有的所有权你都享有。比如说我这个土地，农民的土地、耕地，可以990年，那么我就可以有继承权，没有继承权的产权是不完全的。所以其他权那就不用说。

    第三个，就是所有的土地，都自由地进入市场。不分什么国有和集体，不分什么政府所有土地和企业的土地使用权，和自然人的土地使用权，不管什么，都可以自由地进入市场。

要用更大力度改革

    网易财经：刚才说到像土地制度这样的改革空间还有很多，以前大家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遇到问题的时候，就说我们通过改革来解决问题。但是现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大家就说，让政府调控来解决问题。您是中央党校的教授，据您观察很多官员的心态来看，为什么中国会发生这样的一个变化？

    周天勇：前10年的改革、前20年的改革的改革的正向效应比较大，就是受益的比较多，就是大家都获利；那么后10年的改革呢，改起来就是有一部分人受益，有一部分人受损，所以它就形成一种阻碍。那么可能未来的改革呢，要更多的改政府，改垄断企业，改这个比较富裕的人。所以我觉得可能未来5年非常关键，就是未来5—10年，可能我们要更大力度的通过改革来解决问题。

    我们现在它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个年检啊，资质啊，许可这类的越来越多。就是每个部门都要搞个年检，最后企业就受不了了。所以就是这些呢，最近总书记在夏威夷的会议上，以及总理在一些国际性的会议上讲，最近还有一个国务院的常务会，讲市场经济能调节的政府就不调节，要创造微观经济的这个环境，我觉得都是指这些问题。

    网易财经：好多年没听说过这种话了。

    周天勇：呵呵。嗯。

    网易财经：您认为30年的改革，留下了哪些好的机制，还没有被破坏，还在起作用的？

    周天勇：通过30年的改革开放，市场建立起价格、供求啊这些机制，我想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工资制度啊，劳动力的流动啊这些，反映这个劳动力的成本，调节劳动力的流动，激励人们去创业、科技、科研啊这些精神。

    这几年，我们虽然诚信有一些问题，但是契约制度，比如说企业与企业之间签订的合同，和这个政府与企业之间签订的合同这些，契约制度在逐步的建立。

    虽然我们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比如企业注册登记，我觉得还是比较严，但是你要是与过去相比的话，还是好多了。我们过去注册一个企业的话，前置审批要10几项，现在好多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总的来说，在进步。但是它又不断地出现新问题。

    网易财经：您怎么看中央党校在传播市场经济的观念当中所起的作用，或者是功能？

    周天勇：开始的时候，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在中央党校引起了一个比较大的，算思想解放的这么一个先机，或者开启者。这30年来，中央党校还是秉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么一种精神，还是坚定改革开放的方向、市场经济取向改革这个方向推着往前走。那么无论是课程的设置啊，无论是研究啊，无论是提出一些建议啊，无论是这个作为一个智库的一个研究，那么我觉得都是推着这个国家向改革开放、向一个正确或者是一个合乎趋势的一个方向前进。

    网易财经：中央党校的前副校长李君如曾经说，次贷危机不是新自由主义的错，您赞成他的看法吗？

    周天勇：理论上把它归结于什么凯恩斯主义或者新自由主义，好像我认为不是，都不太确切。那你说现在的欧债是，到底是新自由主义呢，还是凯恩斯主义？你也说不清楚。它就是希腊为了选民政治承诺那么些承诺，过度的承诺。

    网易财经：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很多人对市场产生了怀疑，您认为我们还是不应该怀疑市场，还是应该继续坚持市场经济的方向？

    周天勇：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