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财经11月讯 网易财经《意见中国－－网易经济学家访谈录》栏目近日专访了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微博）。他在中央党校向官员普及市场经济的知识，见证了中国意识形态的变迁。他认为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不可变。他如何看经济中的困难以及应对之道？

    作为中央党校的教授，周天勇多年向各级官员宣传市场经济的理念。在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已经停止改革的今天，官员们对市场经济究竟是什么心态？周天勇说，官员们的市场经济意识是越来越强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阻碍了市场化进程？这是本期《意见中国》访谈周天勇的主题。

    访谈中，周天勇首先对中国经济表示了乐观。但是他认为，宏观调控应该转型。要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供给管理的政策呢，它主要是减税，减费。你要解决这个创业环境，就业岗位的增多，收入的增加，支出的增加，消费的增加，必须得用结构性的减税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的，要不然实现不了。”

    周天勇一直为减税呼吁。他认为，中国的税负，税收和社保费加起来，比发达国家高得多。而减税主要减地方政府的部分，因此，地方政府会反对。对社保费，周天勇说：“他办企业，他有一个对盈利的预期。如果说你税收拿走了很多，社保费率拿走很多，那么他不赚钱了，就没有人办企业了。”

    周天勇认为，中国不能走福利道路。“把福利限制在什么范围内，多大的标准，这个一定要和这个国家的财政承担能力相适应。如果说你搞得特别多的话，比如说我现在给老百姓承诺的很多，你再掉下去是很难的。你像希腊一样，本来你国家都快破产了，你说勒点裤子行不行？谁都不干，要大罢工，闹事。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家呢，政府不应包得过多，关键还是要让他富起来，就是让他创业、就业，都有收入。”

    周天勇认为城市化可以继续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城市化必须依靠发展中小企业。城市化还必须反对18亿亩耕地红线。“如果说我们拘泥于18亿亩红线的话，我们未来30年啥都干不成。”还必须解决土地产权的问题。

    周天勇认为，土地制度改起来很难，但如果不改，可能会出更大的问题。土地制度改革要延长年限、确权、自由流动。

    周天勇说，以前的改革多方得利，因此能推行。现在主要改垄断企业、利益集团，反对的力量很强大。各种行政管制也要改。中央领导最近讲话说要减少微观干预，这是多年来很少听见的声音。“未来5—10年，可能我们要更大力度的通过改革来解决问题。”

    以下为访谈实录：

宏观政策应转向减税

    网易财经：今年来，专家学者对中国经济有各种担心。有担心滞胀的，有担心二次萧条的的，您怎么看最近的经济形势？

    周天勇：从这个经济增长速度，包括这个前三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我觉得还是比较平稳。关键就是你看这个经济增长速度多高合适，实际上9%，9以上的速度在全世界都是很快的，速度是很快的。比如说城市化进程，比如说在就业压力下的小微企业的发展，比如说这个整个工业的基础结构的升级。另外就是科技进步、人力资本的推动，都是非常强劲的因素。所以我觉得，看悲中国经济有一定的片面性。

    网易财经：但是也出现了像温州、珠三角的企业是面临成本上升的问题。您觉得这些东西对中国经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周天勇：中国经济在它乐观的一面的另一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比较大的问题。一个就是这个4万亿投资下去以后，对这个基础设施大项目，大国企以及推动经济增长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对整个消费的推动没有，没有太起作用，而且是消费和投资比例失调，我觉得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国民经济虚拟化的程度很快，就是房地产，那么很多实业转向房地产，房地产又转向高利贷，投资资本运作。那么导致一些实体制造业的利润空间受到挤压。

    第三个问题就是欧美债务的危机可能对我们会形成比较大的影响。比较大的影响就是出口。

    网易财经：您觉得中央政府会出台一些什么样的政策来应对经济中的这些问题？

    周天勇：我从一个学者的角度，我不敢冒昧的说预测有什么政策，我只是说我的一些想法。我们现在宏观调控需要一个转型。要从这个单一的这个货币政策为主的这种，要转向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为主的这种宏观调控，我想这是一个转型。

    第二个转型可能要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什么意思呢？就是宏观的需求管理它主要是控制货币，比如说过热了，我就收缩货币；过冷了我就多放货币。那么财政上就是过冷了，我可能扩大支出；过热了，我可能收缩财政、压缩财政。但是这样一种需求管理，它解决不了结构性的问题。供给管理就是说我们如何去增加供给的同时增加就业，增加就业的同时增加收入，增加收入的同时增加支出，增加支出的同时增加消费，顺着这个思路来进行宏观调控。

    第三个宏观调控的转型呢，就是要转向财政要结构性的减税这么一个方面。

    供给管理的政策呢，它主要是减税，减费。你要解决这个创业环境、就业岗位的增多、收入的增加、支出的增加、消费的增加，必须得用结构性的减税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的，要不然实现不了。

    网易财经：您多年来一直主张减税，很多经济学家，像陈志武（微博）他们也都主张减税。但是政府这方面好像没有太多的减税的举动。您觉得是什么样的机制使得这种减税的呼声没有变成政府的政策呢？

    周天勇：增值税17%的话，是在全世界最高的。第二个就是一般性的商业企业，经营性的服务性的企业这类的，5.5%的营业税，那么对有些企业可能合适，对很多企业是不合适的。另外一个就是从社保费率来看，我们比如说美国大概相当于工资的20%多，我们要相当于工资的50%，那么这个社保费率太高。再加上就是有一些费，就是各种各样的对企业的收费。

    可能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都愿意收税、收钱。那么如果说费率太重了，我们又要减税了，会不会影响收入？现在减税主要是减地方收大头的那些税，小微企业的结构性减税，所以这个地方呢也是非常抵制的。

    网易财经：您刚才说到降低社保费率。最近出台的新的规说，强制企业缴纳的险种，从三项增加到五项。对这种做法您怎么看？

    周天勇：我觉得就是说，它三项也好，五项也好，都可能是对的。但是就是说你费率太高。这个五项全部加起来最高不能超过工资的30%，你如果说五项全部加起来超过工资的60%了，那这个企业负担不起了，它雇的人越多，那么它的成本越高。就是关键要把这五项的综合费率要降下来。

    网易财经：您说，企业的社保费的比率过高。但是增加企业社保费的比例的这些这些部门，它们会说我这是为了企业的员工考虑。您怎么看这样一种观点？

    周天勇：中国的这个社保，你本来就建立很迟，加上人口老龄化这些问题，如果以后国家不用拍卖国有资产或者国有企业利润来弥补这个缺口的话，你光靠这个企业来提取的这部分是不够的，我想这是第一个我想说的。

    第二个就是说，他办企业，他有一个对盈利的预期。如果说你税收拿走了很多，社保费率拿走很多，那么他不赚钱了，就没有人办企业了。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一些企业，如果说你的工资成本上升很快，以工资成本为基数的社保费率又很高，那么全部资本和劳动的分配中，全部劳动分掉了，或者是增长的更快的话，那就出现亏损了，那他难以为继了。

    网易财经：现在很多学者就在说，中小企业这么困难，是不是应该再一次的放宽货币来救他们，因为它们的资金链很紧张。

    周天勇：我觉得放宽会好一些，但是不一定。因为什么呢？这个他，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大银行呢，它对小企业的这个贷款不是太感兴趣，我们的这个贷款制度不对。

    网易财经：您觉得中央会继续坚持治理通胀，不放宽货币呢，还是说会放宽货币？

    周天勇：如果我们现在这个通货膨胀率如果说持续的走低，那么根据这个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当的松动一些货币，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中国不能走福利道路

    网易财经：现在欧美各国又都在放松货币了。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已经放松过一次货币，最后并没有解决问题。这一次新的世界性的放松货币的行动，能起到作用吗？

    周天勇：欧美放松货币，它有它的原因。比如说欧洲吧，它要用宽松的货币，因为它现在面临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希腊这些国家的财政要紧缩。

    网易财经：希腊因为政府开支过大，造成了债务危机，是什么原因导致它这样？

    周天勇：欧洲实行统一的欧盟，和欧元区以后，它这些发达国家里比较落后的这些国家，在生活水平、福利方面向德国这些国家看齐，但是它实际上没有德国的比如说制造业呀这些方面。货币统一了，财政没有统一，那么它就来借债过日子，隐瞒债务过日子，实际上发生了一个道德风险。它就实际上把自己这个超额消费的转嫁给了欧元区，我。

    第二个就是说，选民政治。选民政治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多党竞争的时候，它每一个政客为了自己当上总理，他就对这个选民进行超过财政实力，或者超过这个生产力发展水平来承诺福利，承诺的过多。那么这样呢，选民也很高兴，最后把他选上了，选上了他要承诺这些事，又没有那么些财政的钱，那怎么办呢？只好借债，搞赤字，最后越滚越多，越滚越多。

    网易财经：中国应该从希腊这个危机里面学到什么东西？现在中国人很多人也说，我们要搞福利，比如说保障房的大跃进，您觉得这样的话会不会导致中国也像希腊那样？

    周天勇：我们去年大概是4300美元的GDP水平，全世界平均GDP水平是8000多美元，我们实际是全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所以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未来如果说由政府提供福利，来把人民的生活包下来的话，我觉得这是一种乌托邦。就是你比如说养老、医疗、房子，另外还要包含更多的福利的话，那就是政府的开支非常大的。比如说你这个城市的交通，你交通还要给它补贴；自来水要补贴；天然气要补贴，还有教育，孩子们上学。所以把福利限制在什么范围内，多大的标准，这个一定要和这个国家的财政承担能力相适应。如果说你搞得特别多的话，比如说我现在给老百姓承诺的很多，你再掉下去是很难的。你像希腊一样，本来你国家都快破产了，你说勒点裤子行不行？谁都不干，要大罢工，闹事。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家呢，政府不应包得过多，关键还是要让他富起来，就是让他创业、就业，都有收入。

    网易财经：但是也有人说，现在政府收走了那么多的钱，让官员少花一点，多搞一点福利，有什么不好呢？

    周天勇：这个是对的。我倒有一个想法，比如说这个我们“十二五”期间，或者是在“十二五”以后再加上那么一、两年，每年财政经费占整个支出比例中，每年能不能压掉两个点，压上10年左右，我们就可以达到一些发达国家行政公务支出占全部支出比例。

    网易财经：如果可以把政府开支压下来的话，我们是减税好，还是搞福利好？

    周天勇：压下来呢，我觉得就是说要减税和这个福利要并行。还是要减给那些小微企业和制造业，它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说不要让我们的一些制造业过早的转移到南亚去。实际欧债危机，发达国家也是有教训的。什么教训呢？就是许多国家，你像美国这些国家，把制造业都给转移走了，小的一些企业都倒闭呀、关门的比较多。这样奥巴马重新提出一个振兴制造业、发展中小企业的口号，但是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

    但是德国就做得很好，德国它就没有转移很多的制造业都转移出去，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都比较正常，所以它的失业率也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