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债务因短期资金周转不灵，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担忧正在消退，但不透明的地方融资体系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长期隐患，还是不能让人放心。

    8月初，由财政部代理发行的446亿地方政府债券即将招标。然而，7月上旬，此类债券发行时，出现少量数额流标的阴影，似乎还未散去。当时，由于机构反应平淡，总计504亿元的发债数额，最终只招标了493.4亿元。

    市场的担忧，源于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地方债务数额公布后引发的一系列“恐慌”。6月以来，审计署、人民银行和银监会都对地方政府债务总规模发布统计数据，由于统计口径差异，数据不尽相同，由此引发诸多猜测。

    一些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如穆迪认为，中国官方统计数据有低估甚至漏报的可能，差额约有惊人的3.5万亿。

    央行和审计署发言人随后公开表示，统计数据真实可靠，外界的某些猜测没有依据。国内投行中金公司还专门发布了《穆迪错在哪里》的报告，指出其对中国地方债务的判断过于悲观。

    争论使债市动荡。监管机构传出地方债务不能“借新还旧”的严格信贷政策，使得城投债、企业债遭遇恐慌性下挫，市场成交萎缩。同时，新发地方债的流标现象也随之而来。

    违约的可能性有多大

    “地方债引发中国经济崩溃的言论，绝对是危言耸听！”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公开场合表示。他认为，根据审计数据，截至中国2010年年底，三类地方政府债务（负有偿还责任的直接债务、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或有债务、偿债困难时可能需政府给予一定救助的债务）合计10.7万亿元，而其中后两类债务（占37.4%）并不会百分之百变为实际债务。即使全部假设为“实打实”债务，10.7万亿元债务余额，约相当于中国去年GDP的26.9%。加上中国公共部门债务和金融债券等，中国总体的公共部门债务率应在50%~55%，并没有达到国家设定的60%的警戒线，总体可控。

    而西方国家通常将地方债的债务率上限设定在100%。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地方债与希腊主权债务等欧债危机有本质区别。

    不过，审计署在强调地方债不构成系统性或全局性风险的同时，也认为，一些地区和行业存在债务规模较大、债务负担较重的问题，长期风险隐患不容忽视。

    6月末，云南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集团宣布重组，由于偿债主体变更，引发了市场对相关债券违约的猜测；在更早的4月，有传闻说，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向债权银行发函称“只付息不还本”，虽然地方政府很快出面协调和澄清，但仍然引发了市场对地方债务违约的担忧。

    分析人士称，中央政府在2008年开始实施4万亿刺激计划，除了中央的大量财政投入，各地方政府也以各种融资途径来配套中央资金。去年开始，宏观货币政策转向，由适度宽松向稳健转变，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多次上调，对房地产的调控也逐渐加强，这恰恰赶上不少地方融资明年将进入还款高峰期，某些不良项目的确有可能导致地方债违约。由此引起的债券抛售行为，可以看作是市场“正常的波动”。

    不过，地方债的直接责任人通常是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融资主要是以地方的电力、煤气、公路、自来水、房产、地产、煤炭、隧道、电信等资产为基础或担保，并非“空手套白狼”，最终违约的可能性并不大。

    以山东省为例，2008年省政府性债务为1358.56亿元，2009年为抵御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一如全国各地的情况，该省地方债也大幅增加，至2010年年底增至4752.19亿元。

    山东经济学院财税金融研究所所长陈华称，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急剧下降，而相应的政府职能却并未同比例减少。为了提供公共服务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地方政府不得不大举借债。“建设周期长、金额大、回收慢、收益率低、老百姓还离不开的项目，市场上没人愿干，只能政府建。政府没钱，自然就要举债。”

    据统计，山东地方债主要来自银行贷款，截至2010年末达到2120.43亿元，举借主体主要是融资平台公司和地方政府。 根据财政部的规定，地方债使用范围主要包括，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民生工程、社会事业基础设施、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项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