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审计厅表示,从2008年开始,老百姓的感受是城市里路越来越好,广场、绿地越来越多,这些都是各级政府用地方债筹集的资金,为老百姓办的实事。据称,当地刚落成的省博物馆、省残疾人康复中心,也都是用去年山东由中央代为发行的地方债券建设的。
不过,山东审计部门也发现,其15个市和118个县政府设立了213家融资平台公司中,有8家存在借新还旧问题,13家存在逾期债务,54家存在虚假出资、注册资本不到位等问题,涉及金额55.38亿元。此外,高校和医院的负债问题较为严重。
针对这些“风险点”,当地的对策是,由财政收入中提取一定数额的资金作为准备金。目前山东省的偿债准备金已达到71.27亿元。
中国的区域差别巨大,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就表示,从今明年短期看,中国经济不会因为地方融资平台问题出现系统性的连锁反应,因为中国经济盘子非常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有10万亿的债务余额,比例并不超标。同时,虽然中国地方融资平台数量很大,但由于各地的差异非常大,只要处理妥当,发生“共振”的可能性比较小。
地方债的脓疮如何捅破
安邦咨询认为,对地方债这个“脓疮”是一次性刺破、实行休克疗法,还是服下“缓释胶囊”,实行保守治疗,这涉及完全不同的策略选择。总体看,只要中国经济增长没有问题,财政收入可持续,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问题完全可以逐步化解,而原则应该是“慢慢来”,最理想的情况是“软着陆”。
中国建设银行研究宏观经济的专家赵庆明则表示,地方债用于投资的项目,多是事关百年大计的基建类项目,在目前暂时还没有现金流产生的时候,应该适当允许借新还旧,允许展期。而当下银行还款期限超过5年的都很少,如果猛一下卡住新贷款,就切断了这些项目的后续资金供应,这将造成人为的混乱。
“‘一刀切’的禁令会造成大面积的恐慌,不仅有问题的融资平台被宣判了死刑,连带着一些本来有偿还能力的平台公司也断绝了资金供应。”安邦咨询的分析师称,“突然拔掉输液管的做法只会加速死亡。”
对于拆除地方债务这个“炸弹”的最终策略,他们给出的建议是,“控制增量、分类处理、适当展期、保守治疗”的十六字方针,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以时间换安全”。
政府手中的资产应择机流通
事实上,地方债早在金融危机之前就已经开始积累。地方政府的政绩观、财政主体多元化,以及地方财政体系的不完善等体制性难题,是这种症结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深层原因。有来自地方政府的知情人士称,各级地方政府为加快经济发展,追求高经济增长率,总是习惯于想方设法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毕竟经济指标是政绩考核的硬指标。因而负债经营,举债建设,实现“一代人的政绩”,就成了必然逻辑。某些地区的地方财政已从早期的“吃饭财政”转变为“要饭财政”,“寅吃卯粮”和“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现象十分突出。
“为什么不能把地方债务与地方资产统筹起来考虑呢?”经济学家李才元认为,如果把地方政府看作一个“大企业”,现在很多人只是把眼光聚焦这家企业的负债表上,而忽略了它的资产表。
他认为,应该以相对实际的态度看待地方债问题。中国的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地方政府的职能也不同于国外,它本身有着很强的发展经济的功能,因此手头还有大量的资产储备,包括地方国有企业股权、矿产、土地资源等,如果能把这些资产盘活,让中央企业和大型民营企业通过公开的市场化程序进入,这样反而可能“化危为机”。
据长江期货分析,数据显示上海市国资委控制的上市公司数量为63家(只算按第一大股东持有的股份数),其中地方政府所持股权按今年7月初的市值达5000亿元,这还不包括地方政府持有的未上市企业的股权。而上海市的债务在3000亿元以下,加上其所持土地等其他资产,还本付息不成问题。
李才元认为,中国地方政府长期看要向“服务型”政府转型,逐渐摆脱“经营型”政府的政绩压力,这需要将手中的资产择机流通,而中央企业作为所有制对等的国家企业,应主动参与地方经济的重组整合,这样既能帮地方盘活资产,又能在整体上做大做强中国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种“以空间换安全”的思路。
贾康则多次强调,我国地方借债存在着严重的不规范,透明度比较低,各个区域的分布不均衡,甚至与腐败行为连在一起发生。因而,就算“近忧”不足惧,也必须有备于“远虑”。
他认为,治理地方债应遵循“治存量,开前门,关后门,修围墙”的原则。
“治存量”:地方政府要充分重视已形成的地方隐性负债的余额,积极消化负债存量,提高规则的透明度、规范性和可行性,及早防范风险;“开前门”:形成可操作的规则,提高中央已批准举借的地方债在整个地方实际债务举借规模里的比重;“关后门”:要有应急机制、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的特殊程序,平时关着、应急时有必要再打开一下的“后门”;“修围墙”:即把原来的潜规则统统堵住。(本报记者 众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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