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政府、养猪行业和老百姓都紧盯着猪肉价格。7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今年中央支持大型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和小区建设的投资恢复至25亿元，并对养殖户(场)按每头能繁母猪100元的标准给予补贴。

    猪肉价大涨，国家还将发放补贴，养猪户们会高兴吗？养猪行业会因此降低成本而使肉价降下来吗？

    本报记者采访南北生猪生产大省的多名养殖者发现，大小养殖户们都知道要发补贴了。但更关心的是，发来的补贴偏向谁。

    谁能拿到补贴

    和2007年的调控相比，国家此番调控更倾向于扶植养猪大户。

    南方某生猪大省的老刘家，全家靠养300多头猪生存。他欢迎补贴，但也存在着疑虑，“上次说发3200元，但到手时每家都要少690元。只是没人会细究，也没人出头，不然下次连补贴的机会也没有了。”

    在这个省的另一个县，一家养殖协会整合了16个养猪户，都是小型猪场。据该协会会员介绍，每年10多个养猪户都要坐下来开两次会，确定哪一位去争取补贴，如何“返点”，拿回来的钱如何分配等问题，其副会长不得不“长期住在县城，打点多方关系”。去年这个协会“要到20多万元的补贴，拿到协会时只有13万元多一点”。到手的钱，再按每户猪的头数来分配。

    中部某省的老韩家，养50头母猪。他还记得2007年的那次补贴，“说是因为地方财政短缺啥的，到2008年都没发下来。2009年3月以后，发了一批，先给大户，到了2009年8月，才发到我们小户手里。说是每头母猪补100元，到手只有60元。”据他说，等到发补贴的时候，猪价已经跌了一阵子，他还杀了不少母猪，最后只能按30多头母猪的数量领钱。

    东北一家养猪合作社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合作社有几十名会员，基本都是规模化养猪场，“如果政府一分钱不发，这些大户凭本事养猪就能挣钱。大猪场比散户抵御疫病和猪价波动的能力强。慢慢的，行业会洗牌，也会向好的方向发展。至少像瘦肉精这样多发在散户环节的事情会少。”在他看来，补贴规模化养猪场是好事，但这笔钱不一定能到规模化养猪场手里，“有些养猪场盖得漂亮、敞亮，也拿到了国家的补贴，但进去一看，里面没几头猪。真正的养猪大户反而不一定得到很多钱。”

    一位业内专家告诉本报记者，空壳养猪场拿到补贴、为拿补贴给回扣、虚报猪数量等现象，都曾经出现过。“有时候，在层层拔毛的情况下，想用发放补贴的方式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反而适得其反。”他还表示，这次中央特别提出，要将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范围由421个县增加至500个县，本是促进发展的好意，但同时也意味着，更多的地方政府将争取跻身这一行列”。

    在中国生猪预警网首席顾问冯永辉看来，这样调控更为科学，有的放矢，可以加快行业有序发展。但农业政策专家李昌平认为，生猪生产者和消费者两大阵营势均力敌，生产者不能控制市场，消费者也不能控制市场，猪肉价格由市场博弈决定。但如果政府的扶植倾向于规模化养殖户，使行业集中度变高。“小户都出去了，全留下大户，未来供应方的话语权太大。”

    时机好不好

    人们渐渐从媒体上得知，饲料价格、生猪存栏数的减少和人工成本的上升，是导致本轮猪肉涨价的原因。补贴发放能否透明、公允，难以预测的疫病风险和猪肉价格过山车似的涨跌，使养猪行业的前景充满未知。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7月15日提供的数据显示，7月初36个大中城市猪肉批发价格比6月初增长了17%左右，比年初增长了38%左右。老百姓的感受也许更直观——有媒体报道，哈尔滨奋斗副食商场,猪肉摊排骨每公斤要卖到56.6元。买肉的人少了，卖肉的人凑在一起打扑克。

    7月13日的调控政策出台之境况，与2007年多有相似。

    2007年5月起，猪肉价格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上涨，有些地区价格几乎是2006年的两倍。6月4日，农业部公布了《关于促进生猪生产稳定发展的通知》，7月3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实施母猪补贴以及保险制度。

    一系列调控政策带动了养殖户的补栏积极性，还给行业引来了新加入的人。数据显示，母猪存栏量由2007年的4420.6万头上升到2009年4990.7万头，两年内增加了570.1万头。后来生猪市场供过于求，接着就是猪价“坐上过山车”：猪肉价格于2008年3月达到高点后一路下滑，2009年4月与2010年4月甚至降到4.5元/斤，养一头猪倒要亏本100元。

    “现在发放补贴，时机未必最好。”李昌平分析，生猪价格应主要靠市场自由调节，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也要起一定作用。但他强调，补贴应在猪肉价低的时候进行。而猪肉价高时，养猪者积极性本来就高，再发放补贴，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大猪肉价波动的幅度，使高峰时价格更高，低谷时价格更低。

    李昌平长期关注养猪业，2007年他曾撰文，题为“给母猪送温情选错了时候”。到2008年猪肉价开始下跌，他文章的题目是“奥运会后，财政部长该关心母猪了”。不过，政府选择的时机与李昌平的想法相反。

    另一位业内人士表示，政府调控是有所权衡的，全国养猪业几千万人的利益和13亿老百姓吃猪肉贵相比，后者带来的压力更大。因此猪肉价格一旦出现暴涨、过高，政府就必须有所作为，但面对市场，可操作的空间也有限，补贴就成了救火最好的措施。（本报记者 白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