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披露的上市公司年报，把央企高管的薪酬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一个神秘的群体也因此浮出水面―独立董事。《京华时报》日前报道称，“不少央企拥有七八十岁的独董，而且多是前高官或其他央企领导，他们的年薪也达到了数十万元”。
独立董事，又称外部董事、独立非执行董事。通俗来讲，即不在公司任职、不参与具体事务、没有公司股票，却能为公司出谋划策的人。央企的独立董事，指国资委从企业外部聘请的董事―央企财产属于全民所有，所以其独立董事的使命就是保护公众财产。财政部日前公布，中国国企去年盈利近2万亿元，其中国资委监管的央企利润总额为1.13万亿元，其“共和国长子”的地位无人能撼。
“作为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的国资委，要对国有资产负责。但同时作为主管部门,又不可能介入企业具体的经营决策。试点中的外部董事制度,恰巧可以在这个问题上作沟通,避免内部人控制企业。”对设立独董制度的初衷，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局长刘东生称。
进行监督、参与决策、保护股东权利，这就是独立董事的使命。而这对他们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独董们要能利用自己对市场的判断及经济知识，在管理层外部为公司的发展提出建议，同时对公司实现高水平监管。
既然要求如此之高，又有谁有能力担任央企独董？通过有关报道和央企年报，《博客天下》记者调查发现，央企及其他知名企业独董呈现出明显的“学界”、“商界”、“政界”三足鼎立之势。
知名学者 早在2003年，学者群体就已经占据了上市公司独董的“半壁江山”。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1250家上市公司中，1244家配有独立董事，总人数达3839人，其中大学教授及其他学者占44%。
2008年时又有媒体披露：大量高校教师―尤其是拥有行政职务的“领导”，兼任着重要国有企业的独立董事。当时，上海国家会计学院院长夏大慰任
浦发银行独董；武汉理工大学校长周祖德和中南财大会计学院院长罗飞，同为
武钢股份独董；中央财大管理学院院长赵景华是
华电国际独董。
但就在2008年9月，中纪委、教育部、监察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其中明确规定，“学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应集中精力做好本职工作，除因工作需要、经批准在学校设立的高校资产管理公司兼职外，一律不得在校内外其他经济实体中兼职”。该文件在下发一年多以后，终于在资本市场上显现“威力”，出现了一阵高校领导请辞独董职务的风潮――中央财大副校长李俊生担任
泛海建设独董仅3天，就被迫辞职，从而成为史上任期最短的独董。辞去独董的还有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湖南大学副校长陈收，前者于2010年分别辞掉了
乐凯胶片、
鞍钢股份的独立董事职务；后者于当年8月辞去
株冶集团的独立董事职务。而在3月，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杨忠请辞
南纺股份独立董事职务，他在其书面《请辞函》中明确表示，是为了执行中纪委、教育部和监察部的这个规定。
鉴于该《意见》针对对象只是教育部直属高校，所以，不少非教育部直属高校领导依然在担任独立董事。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南京财大副校长王开田，据不完全统计，王开田先后担任过
国电南自、欣网视讯、
云海金属等多家公司的独董，有“独董专业户”之称。
另外，哪怕是在“请辞大潮”之时，仍有人迎风而上。时任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张维迎，于2010年8月被提名为浦发银行独董。 最后，张维迎没有连任院长，但成功获得了浦发独董的身份。
翻开刚刚披露的2010年上市央企的年报，你会发现诸多高校领导、教授依然位列央企的独立董事。比如，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为中国
工商银行的独立董事；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学彬与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孙铮，同为浦发银行的独董；自2007年担任
中国银行独立董事的黄世忠，是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厦门大学会计系教授。
高级官员 分析2010年的年报还可以发现，一群退休官员担任着央企的独董。比如，浦发银行的独立董事之一为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委副书记刘廷焕，他已于2010年退休。
风帆股份的独立董事迟海滨，曾是财政部常务副部长；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更是集
民生银行、
中国联通等数家公司独董于一身。
此外，前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退休以后曾担任
中国人寿股份独董。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齐谋甲退休后，担任起
三精制药的独立董事。
退休高官担任独立董事，工资不菲。前能源部部长、前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黄毅诚，是去年上市公司年报中年龄最大的独董，已84岁。他从
中国神华领走的2010年1～6月报酬为22.5万元。
紧随其后的是中煤独董高尚全，81岁，从中煤拿走了30万年薪。中煤还有位70岁的独董乌荣康，拿到30万元的报酬，之前曾是国家煤炭工业局经济运行中心主任。
67岁的
中石化独董谢钟毓，2010年获得的报酬为24万元。他曾任化学工业部办公厅主任、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副局长等职务。中石化的独董，还包括国家统计局前局长李德水。
对于大量退下来的部长、副部长，能不能出任外部董事的问题，原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曾在举办第一届外部董事培训班时说过这样一句话：“这个口子不能开，如果那些威望很高却不懂企业经营的老领导对企业指手画脚，就没法收拾了。”
商界明星 从最新的上市央企年报中，还可以清晰看出，诸多企业大腕担任央企独董。如
华夏银行独董牧新明，为摩根斯顿商人银行董事长；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总裁曾璇，是
宝钢股份的独立董事；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贡华章，同时为
南方航空独董；
中国平安独董鲍友德，是原上海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中国的央企约150家。其中50多家的负责人由中组部来任命，其余均由国资委决定。对央企负责人有考核权的国资委成立于2003年，这个机构从原国家劳动保障部接管了央企的劳动关系，并同时开始进行央企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2004年6月，国资委发出《中央企业建立和完善国有独资董事会试点工作的通知》，自此央企开始实行独立董事制度，到年末时试点企业达到了19家。
从某种程度上说，独立董事也是央企负责人。2009年，国资委颁布了《董事会试点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表示，专职外部董事的选聘、评价、激励、培训等由国资委负责。
“选拔”和“聘用”是独立董事的两个来源，前者指通过组织推荐等方式选择符合条件的人员，由国资委任命或聘任为独立董事；后者指国资委通过沟通确定好相关人选，并进行考察征询意见后确定。
但同时国资委对独立董事的工作评价却缺乏标准―从《通知》与《管理办法》中，都找不到独立董事的具体工作要求。唯一有关联的，只是以“董事通过出席董事会会议、参加董事会的有关活动行使权利”来表述。而这，也成为诸多担任独董，拿着高薪而被诟病的原因。
早在2008年，深交所出具了一份报告，对独立董事的工作境况有过披露。
报告说，“名人独董”除因业务繁忙而屡屡缺席公司董事会外，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也十分有限。著名经济学家、中国证券理论奠基人吴晓求在8次
北京银行的董事会中，有3次未能亲自出席，在
海通证券的5次董事会中，亦有一次未能亲自出席。清华大学法学院汤欣，在
星湖科技的9次董事会中，有3次未能亲自出席；上海理工大学光学和电子信息工程学院院长庄松林，在8次
自仪股份董事会中，亦有3次未能亲自参加。更甚的是，北京大学校长助理于鸿君，在
包钢股份的8次董事会议中，有6次未能亲自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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