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牛根生在6月10日辞任蒙牛集团董事会主席，绝不嫌早。试想，如果半年甚或一年前牛根生离去，与今日离开有何不同？

    2009年8月牛根生辞去蒙牛集团董事长职务，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为蒙牛董事局副主席，中粮集团于旭波任蒙牛董事长，蒙牛具体事务由总裁杨文俊抓，高高在上的董事局主席牛根生垂帘而不听政，这两年多做了什么？早走晚走又何妨？

    2008年9月16日，北京奥运会刚完，央视《新闻联播》公布了22家生产含有三聚氰胺奶粉的企业名单，蒙牛名列其中。在一次企业家聚会时，牛根生哭了，说蒙牛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危机，牛奶下架，股价暴跌，现金流危机，蒙牛将可能被外资恶意收购，民族品牌大旗将倒……

    在现场的柳传志等当场表示愿意出手相救。其实，同在国际金融危机下，老柳当时也遇到了麻烦，财报显示联想亏损9700万美元，市场传说杨元庆要下课。2009年初，柳传志一声吼“联想是我的命，复出义不容辞”，65岁的柳传志重任联想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回到联想很自在，他不怕大家说自己恋栈，也不怕说自己护犊子杨元庆，柳传志是联想的领袖，联想是柳的命。

    与柳对比，牛根生的势场就差了许多，老牛的落泪不仅被网友骂作“鳄鱼的眼泪”，蒙牛的资金链也紧绷着。与其给老外，莫如给老乡？终于，2009年7月，央企中粮集团联手厚朴基金以61亿港元成立新公司入股蒙牛，新公司以20.03%的股份成为蒙牛乳业第一大股东。当时，牛根生还在给自己找台阶：“我们不差钱，目前蒙牛现金储备12亿元，过一段时间发中报，现金储备至少32亿元以上。”

    但此时，牛根生已经没了自己，他被按在模式之争中：国进民退。全世界都金融危机了，美国有6000亿美元的一次量化宽松，中国有4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全球都国进民退了，哪里听得到牛叫？

    两年多后的今天，当宁高宁拿掉牛根生的蒙牛主席的帽子时，却惹恼了《南方周末》评论员李铁，《说不过去的中粮吃蒙牛》：中粮这样的央企连牛奶也要涉足，或让很多人吃惊。我们是不是又回到了粮油生猪统购统销的供销社时代？央企的定位到底是什么？我们在走过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弯路之后，对于国企改革的走向一度很明确，建立现代公司制度，抓大放小，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等。时至今日，当我们看到中粮这样的央企在各种竞争性领域攻城略地，再来重温十几年前的国企改革原则，是否觉得恍若隔世？

    不恍惚呀，今日国务院要整治公路收费，看那些心安理得闷头发财的公路机构，哪个不是央企、国企？

    除去国、民之争，还有更大的模式区别。在中国模式这个宏大框架之下，同时运行着两套治理机制，其一是政府控制和使用资源的大政府管理机制，这是从前三十年传承而来的。其二是市场经济和社会自治的治理机制，这是前一个统治机制有所松动，而在过去三十年中逐渐生成的。

    牛根生算是什么模式？他未满月便被父母以50元给一户姓牛并养牛的人家。牛根生说，蒙牛有一个飞船定律，不是在高速中成长，就是在高速中毁灭。结果他自己掉下来了。王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