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过来，发达经济体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同样值得关注，这其中既有风险也有机遇。风险主要就是前者通过新一轮量化宽松来转嫁危机，使得大量资金离开发达经济体转向被认为是价值洼地的新兴经济体，给后者带来热钱、资产泡沫和通胀风险。北冷南热这一冰火两重天的状况决定了两类经济体在退出政策上无法一致，同时也会互相牵制。而风险总是与机遇并存，充足的资本如果管理得当也将为高速运转的新兴经济体提供上等燃油。据联合国的不完全统计，预计2010年有8000亿美元私人资本流入新兴市场国家，这其中不乏热钱因素，但绝大部分应该是看好新兴经济体发展前景而前来掘金的外国直接投资。

　　主持人：“转型”、“再平衡”已成为后危机时代的关键词，新兴经济体尤其任务艰巨。您如何看待这些国家的转型行动？它们转型初期可能面临的障碍是什么？未来的新兴经济体又需要依赖什么样的优势？

　　陈凤英：无论是新兴经济体还是发达经济体，转型已成必然趋势，但过程不会一蹴而就。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应该说这个过程已经开始。比如，中国“十二五”规划就确定了以“转变经济增长发展方式”为主线，强调科学发展观，也就是变粗放式增长为集约式增长。整个亚洲也是如此。对于大多数出口导向国家来说，也许完全依靠内需并不现实，但它们需要寻找新的方向，比如产业升级、发展新能源、发展低碳消费和绿色消费等。因此，转型初期主要的障碍还在于思路的转变，从只注重数量增长转向更注重质量提高，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导向。在某些方面利用外部压力形成一种倒逼机制，这或许有助于转型努力的落实。

　　至于转型后的优势，我认为有三方面：首先是劳动力优势仍然存在，只是从原来服务制造业低素质人才转向未来就职服务业的高素质人才；其次是金融业发展潜力巨大，相比于发达经济体这一行业的巅峰已过，新兴经济体的金融业刚刚起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期；最后是前面提到的内生动力即国内市场。以中国为例，如果13亿人口真正做到为自己打工，那么经济增长空间完全可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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