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笔者提出三种善治之道：第一种“吸”：从根本上说，对流动性的吸纳取决于是否有丰富的金融投资工具、金融投资渠道与投资方式。目前，我国还处于金融浅化阶段，直接融资比例过低，造成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机制不畅，要大力发展本土金融市场，扩张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将Ｍ２的增长转换成Ｍ３、Ｍ４的增长，除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外，还应积极发展债券资产、股权、人寿保险和养老基金等“金融资产池”。
第二种“引”：一定要做强做大中国资本包括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国家资本和民间资本这四大资本体系要形成合力。中国的民间资本，如温州资本为何总是进行投机而不是投资？根本原因在于，尽管有“非公３６条”，对于那些明显带有行政垄断和自然垄断性质的高利润率行业，其玻璃门和天花板使得进入的“软门槛”过高；而对于门槛较低，利润率不高又看不清发展前景的行业，民间资本投资意愿不高，因此，在多种力量阻击之下，部分逐利资本就涌向如大宗商品、基础农产品、投资品以及其他资产领域（房地产、股市）。因此必须大力推进金融业对内开放力度，引导民间流动性（私募资金）向创业投资、产业投资集聚。加快发展产业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促进居民储蓄转化为实业投资。在流动性过剩周期，我国还应加大本土私募资金的实业投资转型，使具有政府背景的私募基金更关注有助于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战略产业投资和竞争性行业的投资。
第三种“放”：中国需要改变长期以来的“双顺差”型的资本循环模式，积极探索如何利用高额的外汇储备支持企业海外拓展，实现“藏汇于国”到“藏汇于民”、“藏汇于企”的转变，包括对外直接投资和购买国外股票、债券等金融产品，畅通民间外汇储备投资的多元化渠道，这样既增加了国内资本走出去的途径，将中国的资本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也大大舒缓了外汇占款对中国货币被动投放的压力。（作者单位：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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