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这些年不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我们深有体会。”家在东北的刘文松、李慧娟老两口说，5年前两人的退休工资共有4000多元，现在涨到了7000元左右。“牛奶、水果天天有，吃药打针不犯愁，每年还能旅游一两次。吃穿住行，改善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十一五”期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6年的11760元增长到2009年的17175元，年均实际增长10.2%，比“十五”的平均增速加快了0.6个百分点。

　　“‘十一五’是党和政府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有历史性突破的5年。”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比如提前一年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比如在全国取消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费，通过增收入、扩保障、减负担，切实提高了百姓的生活水平。”

　　迟福林认为，目前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以实现人的自身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新阶段，老百姓为进一步改善物质文化消费，要求增加收入；为谋求价值体现和社会尊重，要求劳动报酬更加公平公正。此外，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把经济发展的目标由总量导向转向国民收入导向，从追求“国富”转向追求“民富”。“老百姓兜里有钱、心里有底了，才敢消费，才能持续地释放内需，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和谐。加快进行收入分配改革，势在必行。”迟福林说。

“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将‘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作为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并强调‘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期望，符合新时期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乃众望所归。”迟福林说。

　　“‘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家积累了雄厚的财力，这为接下来的收入分配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一些基本公共服务如社保、医疗、教育等扎实推进，有力缓解了收入再分配的矛盾，为收入分配改革提供了缓冲、稳定机制；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推进发展方式的转变，已成当前举国上下的共识，为进一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舆论和理念支撑。应该说，‘十二五’把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工作，既必要也可行。”迟福林说。

　　“可以预见，‘十二五’我们的经济蛋糕会越做越大。”对于如何“切好蛋糕”，迟福林认为，一是要明确目标，将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至50%左右。二是推进财税体制改革，适度开征财产税和遗产税等税种，减少创业、就业税收，通过税收的二次调解，缩小贫富差距。三是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职责，减少政府行政费用支出，不断增加政府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投入，“少盖豪华办公楼，多建医院学校”，增强“再分配”的调剂作用。四是加快推进国有垄断行业企业的改革，尽快建立起规范化的收租分红制度，提高国有企业上缴租金、利润的比重。五是建立工资协调机制，增强工会的议价谈判能力，合理确定企业最低工资限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