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钢明认为,下一步要完善各项保障政策,提高居民收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完善工资增长机制,加大对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力度,这是政府应尽的职责。近年我国劳动力占比在收入分配的比重每年下降1%,这种趋势必须要扭转。在再分配中财政要将国家收入返还给劳动者,增加财政转移支付对劳动者的补贴,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减少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增加可支配收入。
在对公共服务增加财政支出的同时,还要在产业方面多支持有利于就业、满足百姓消费需求的产业。另外,也要适度抑制物价,物价上涨太快会冲淡居民收入。社会包容性,不能仅看先进产业,经济落后地区的传统产业、边远地区都要扶持发展,统筹兼顾。这样的增长才是包容性发展,真正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
根本性问题在于关键领域能否实质性改革
“公共利益的实现需要靠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这是保证社会价值与公共资源分配公平的前提。关键领域的制度改革,最根本还是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的改革。”在谈到如何切实关注民生投入问题时竹立家提出了这样观点。
他认为,行政体制改革方面主要强调公共政策的透明度,提高公共政策质量,公共政策质量提高了,才能有效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与水平;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更加注重民生,让民众有公平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选举权,让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只有进行一系列民主化进程改革,让百姓参与进来,政府才能了解民生与民情,了解百姓所需所求,以及他们的苦处与难处,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政策与措施。譬如,工资制度改革、干部选拔、公共财政预算等方面改革,都应有社会各界特别是百姓参与进来,增加透明度和绩效评估,防止腐败。
他还举例说明财政预算以及政府消费的合理性。1980年我国财政收入只有1130亿,20年后才突破1万亿元。2009年达到6.8万亿元,国民预算内资金增长速度翻了6—7倍。我们的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投入从2003年至2009年占财政支出比重为28%—29%,支出比例还不是很高,这些预算都是政府决定,而不是百姓说了算,因此难免存在一些不合理性。
另外,2009年社保占财政支出11%,占GDP2.4%,而发达国家占财政支出50%,占GDP10%。可见,我们财政对民生支出力度还很不够。而政府消费支出占财政19%,美国占9%,日本占2.8%,这表明还应该适当降低政府消费支出。他说,我国劳动力报酬在收入中的占比在下降,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都存在不公现象。这些问题能否解决,核心在于政治、行政、财政体制等方面是否进行实质性改革。(记者林春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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