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志杰说，与G7相比，G20包括更多对汇率有不同诉求的国家，更有代表性，也能更好地反映世界的整体利益，更适合成为新的汇率协调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他强调，在现有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下，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某些大国对此会加以阻挠；同时，如果协调出现方向性问题，新兴市场经济体参与的积极性也不会高，甚至可能抵制。因此，对此不宜过度乐观。

　　陈凤英赞同G20层面的协调只是过渡时期的解决方法，而不是最终解决方案，最终解决乃至防范汇率混乱的关键还在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总体说来，汇率混乱都只是表象，深层次的原因是国际货币体系存在根本缺陷。这就如同全球失衡也只是表象，实际是主要国家宏观政策出现了问题。”她说。

　　毋庸置疑，改变既有国际货币体系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但并非不可企及。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金融体系改革正在逐步到位，反映在金融监管的逐步推进、金融稳定理事会的成立、IMF和世界银行的份额改革进展等等。在整个改革链条中，货币体系改革作为最复杂的一环将是最后解决的问题。而在整个改革过程中，毫无疑问从现有体系中获益最多的美国将成为最大障碍。但陈凤英表示，在美国已不想承担主导全球货币责任的当下，理应让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发挥一定的稳定国际货币汇率的作用。

　　“其实，这种改革并不一定是夺取美元霸权，因为毕竟现在还找不到合适的能够替代美元的货币。”她说，“更现实的解决办法是在国际货币体系内建立一种合理的货币管理机制，从而在资本逆向流动的情况下，保证非美国家和投资者不会因为美元贬值或者通胀而遭受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