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为此做出了最有说服力的注脚。正是由于与市场化进程相一致的“国退民进”，使民营经济获得巨大发展空间，并逐步占据国民经济六成江山；正是由于“国退民进”，众多国有企业甩掉历史包袱、轻装上阵，并逐步实现国有经济战略布局的优化；也正是由于“国退民进”，致使全社会创造财富的源泉空前涌流，中国人民告别短缺，由温饱走向小康。

当然，重申“国退民进”的历史必然性，不等于否认国企在微观层面为适应市场经济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和所取得的成就，更不是要全盘否定国有经济存在的必要性。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人类发明的最有效的经济制度，但它并不能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所有问题，诸如国家经济安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周期性震荡、贫富两极分化等问题。市场失灵之际，就需要政府“有形之手”介入。政府干预经济，一是利用政策杠杆，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二就是办一部分国有企业，保持一定数量的国有经济。

既要“国退民进”，又要“做大做强”部分国企，这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需，也是完善市场经济的需要。要使这两个方面既不对立又相辅相成，就需要为市场经济中的非市场经济设定一个边界。这个边界不是别的，就是但凡市场能解决的，就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但凡民企能做好的，就应向社会资本开放；但凡竞争领域，国企和国有经济就不要去“争”。只有当市场失灵时“有形之手”才出手。正所谓“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从这样的边界来看，“国退民进”还有相当的空间。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国企即便赚钱了，也应坚持“国退民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