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你不仁，我也不义”，黄陈对决的结果既是其印证。

　　《证券日报》:国外其实不乏职业经理人踢掉创始人成为企业控制者的例子，在国内似乎较为罕见，是由于什么原因的桎梏？是文化方面还是制度方面？

　　徐华：国外公司，职业经理人对创业股东企业控制权的接替，算不上是夺权，而大多是一种友好的接替。这种接替的友好性，大致建立在两个互相关联的因素上，第一个，报酬优厚的职业经理人有能力把企业维持下去，甚至做得更好；第二，创业股东功成身退，从股市套现，得到一笔丰厚的创业酬金。如果创业老板自己才能有限，或者子女无能无心运作企业，这种“杯酒释兵权”式的退出，也是一个对各方都有好处的安排。

万国华:我觉得两方面的原因都有。从文化方面来说，儒家文化的君君臣臣观念是深入人心，老板是君，经理人是臣，不会有什么问题；如果颠倒过来，或者打工的人想去老板而代之，那应该是大逆不道的事。

　　从制度上来说，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灵魂是所有者控制。对于职业经理人并没有相关法律规范其地位、权利、义务，缺乏法律上的保护，使其在与资本持有者的关系中处于劣势成为弱势群体。

　　《证券日报》:陈黄之争之后，家族企业对于职业经理人戒备心更重了，很多重要职位由自家亲戚担当，对于职业经理人日益恶化的生存现状，您有怎样的建议或者看法？

　　徐华：黄陈之争，让其他的家族企业学到的教训不应该是“对职业经理人的戒备心更重”，而是知道“我不仁”的结果必然是“人家不义”。其实，与黄陈之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若干年前发生的创维案。

　　万国华:我认为，陈黄之争后，对我国职业经理人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一方面，至少上我们看到了中小股东对职业经理人的认可；另一方面，也会让大众和舆论对职业经理人给予更多的关注，也将促进职业经理人制度的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