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国内资本市场，我们同样能够看到上市公司之间股东的争斗，比如笔者亲历的2004年宏智科技(现华丽家族600825.SH)的两大股东之争，最后演变为全武行，双方通过抢夺公章、盗窃财务资料等手段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结果是这家行业内较为优秀的公司一落千丈，差点沦落到退市的地步。

　　两种情况反映出来的，是香港与内地在公司治理以及法制环境上的巨大差异。正如巴曙松所言，只有大家都遵守既有的公司法框架，各自争取利益，才能形成这样一个理性的局面，否则对于各方来说，都是巨大的悲剧。

　　还有人担心，国美之战后并不是皆大欢喜的局面，而是管理层和大股东之间从此争斗不休。但是我们更倾向于相信：通过这样一次公开的、遵守规则的较量，大股东和管理层都会意识到，合则两利，分则两败的道理，在利益的纽带之下，双方完全可能重新坐到一起，把酒言欢。

　　这就是这场商战教会我们的道理：只有最愚蠢的资本，才会选择最极端的方式来完成自己的利益诉求，得到一个玉石俱焚的结果。更多的时候，背叛和争斗的确充斥着过程，但懂得妥协才是关键。而双方能妥协，离不开严格的法制环境，公平的较量手段，如果不守规则的那一方可通过逾越雷池获得最大利益，又不会受到严厉惩罚，那无疑会驱使双方都采取极端手段来夺取最大的利益。

　　还有人提到，国美之战是“代理人”问题。其实，无论在何地，在什么公司，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关键是法制迫使大家遵守同样的游戏规则，于是股东和代理人的博弈也会选择理性的方式。

　　所谓的商业文明和商业道德，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恰恰是从一个又一个国美这样的案例中来的，通过这样的不断较量，积累经验，从而培育出理性的商业文明。所以，国美之战，对于大陆的商业资本来说，启发意义尤其重大。

　　进一步而言，公司治理也是社会治理水平的缩影，如果有一天，A股上市公司治理也能够像国美那样，遵照法度，理性行事，不逞意气之勇，不以置对方于死地为快，那么我们的社会治理水平也将有望达到香港那样的水准。如果真能如此，那真是商业文明带给我们的政治文明最大的福音。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记者 周斌 苏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