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早已证明，人才或劳动力流动的基本规律是：劳动力总是从价格低的地方流往价格高的地方。择业的最基本驱动力来自劳动力价格，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想去收入高或资源多的单位。那么，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某些行业工作收入高、资源多？更进一步说，社会资源为什么配置给了这些行业、职业？这样的配置合理吗？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看。

　　第一，择业倾向事关社会整体利益。既然各种工作、各个群体的收入、资源、利益有很大差异，那么，我们判断公正、公平、合理的标准就只能是争取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或曰“全社会的整体利益”。大学生们一窝蜂地想挤入公务员队伍，是不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呢？这不免使人想起法国思想家圣西门的为人所熟知的那段话：假如法国突然损失了50名优秀的物理学家、50名优秀的化学家、50名优秀的数学家、50名优秀的音乐家、50名优秀的作家、50名优秀的工程师，将使法国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假如突然失去的是没有用自己的劳动促进科学、艺术、工业进步的王公、议员、省长、主教等，这并不会给国家带来政治上的不幸。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也有这个涵义，一个社会如果在择业上引导人们用自己的劳动去创造价值，那么将会增进整个社会的福祉。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机关人员膨胀过快，增加了全社会负担，如果“挤入公门”的就业选择继续推波助澜，是不利于社会整体利益的。

　　第二，行业、职业、职位之间的收入差异难以避免，那么，什么样的差异才是公正、公平、合理的呢？笔者曾经提出过公正、公平、合理的收入差距的四条原则：首先是技术水平差别的原则，其次是承担责任差别的原则，再其次是劳动付出差别的原则，最后是工作环境差别的原则（指工作的物质环境对人体不利的应该在劳动报酬方面有所补偿）。如果按照这些原则去衡量的话，那么，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显然是不公平合理的。据报道，有些垄断行业职工的收入比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高出4倍至10倍。这些行业的高收入主要不是因为其技术水平高、承担责任大、劳动付出多、劳动的物质环境不利等，而主要是因为其垄断性。如果社会的导向，引导人们去追逐这样的工作，当然会加剧社会的畸形发展。我们期待收入分配改革能切实体现“调高、扩中、提低”，治理分配不公现象，从利益分配上矫正就业倾向偏颇。

　　第三，对于人们的择业倾向，应如何正确引导？目前我国正处在劳动力就业的高峰时期，每年城镇新增就业劳动者超过1200万人，2010年仅新毕业的高校毕业生就达到630万人。为了缓解如此巨大的就业压力，就必须有合理的机制将求职人口引导到适当的就业岗位上。我国国有企业，近年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呈逐年下降的趋势。笔者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数据计算，我国国有企业单位在岗职工占城镇从业人员的比例，1991年为69.88%，1997年53.28%，2002年27.94%，2005年22.80%，到2008年仅为20.28%。也就是说，在今日中国，八成城镇就业者已经是在非国有的多种经济成分单位中就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