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2007年瞬间蔓延至全球的金融危机，保尔森成了世界金融舞台上的第一男主角。对保尔森政策有所保留意见的波斯纳，在谈论金融危机的《资本主义的失败》一书中则认为：布什政府起用非政客出身的伯南克与保尔森，恰恰说明白宫、国会和懒惰的证券与交易委员会在布什政府末期反击经济萧条的措施制定上都是小角色，“实际上，政府把挽救由华尔街造成的经济危机的权力又授予了华尔街。”

　　事实上，当保尔森2006年7月刚从华尔街来到华盛顿，担任行将换届的政府的财政部长之际，并不完全清楚将面临什么。当时美国经济看起来一派欣欣向荣，股市刚刚攀上创纪录的高峰，GDP在一季度上涨了近5%——事实上那是繁荣的尾声。从历史而言，现代资本市场每过四到八年就会有一次动荡，然而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1998年俄罗斯债务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就一直歌舞升平，并没有为一场系统性风险做好准备，随着国内信贷泛滥以及杠杆加剧，刚刚上任五周的保尔森已敏锐地意识到金融风暴正在临近。

　　但是危机远比保尔森预计得还要复杂。保尔森一度认为财政部长几乎是内阁中最好的工作，“这个角色涵盖国内和国际事务，而且美国的大多数重要问题要么是经济性质的，要么就含有很重要的经济成分”——这意味着一旦危机来临，他当仁不让成为救火队长，但是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长权力也比普通百姓通常认为得要小得多：财政部主要是个决策机构，支出权限非常有限，而且法律禁止财政部长干涉货币监理署和储贷机构监督局这类监管单位的特定行为。尽管大萧条时期立法允许总统和财政部长动用紧急监管权，但仅限于联邦储备系统银行，并不能延伸到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之类的机构，而后者在今天的金融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那么财政部长的力量来自何方？保尔森认为来自于总统所赋予他的责任、他的号召力以及他说服和影响其他内阁成员、独立监管者、国外财政官员和那些布雷顿森林机构(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脑的能力。而事实上，正是布什总统的信任以及高盛在国际财经界深厚人脉，为不擅政治的保尔森赢得不少授权，让他在拯救两房、出售贝尔斯登等案例中获得不少空间。饶是如此，美国的三权分立体制还是使得他没能有足够的授权去拯救雷曼，而雷曼的倒闭，事后被认为是金融危机恶化的一大推动力，也让保尔森等人倍受指责。

　　一方面经济状况险象环生，另一方面总统大选如火如荼，保尔森处于完美风暴的中心。在非常情况之下，财政部很多看似“国有化”的拯救举措，在自由市场理念主导的美国国会并不赢得政治加分，但是如果不这么做，金融危机又“会演变成大街小巷和普通公民的灾难。”于是，保尔森常常一边感叹玩金融还是玩政治，一边不得不穿梭于各类机构与不同政见议员甚至总统候选人之间，在博弈与妥协之中争取支持，为女议长玩笑性质的一跪即是例子。对国人来说，保尔森在金融危机中的所作所为，可以视为民主决策的一个案例，更好地理解妥协与渐进。正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汪丁丁教授所感叹：“这事如果发生在中国呢？可能发生在中国吗？中国将来要为自己的金融变局支付什么样的代价呢？”。

　　人类对于探究成败原因总是难以释怀。保尔森在卸任之后遭遇最多的问题，在于追问从危机之中的教训以及如何避免类似情况。在《峭壁边缘》中，保尔森对把金融危机的直接教训总结为四点：大规模跨国资本流动的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的经济结构失调，是金融体系过度扩张的重要源泉；监管制度是个无可救药、七拼八凑的过时大杂烩，已不适合当前的时代；金融系统包括太多杠杆，这体现在资本和流动资金等缓冲措施不足；居于业界前列的金融机构规模庞大，结构复杂，对自身构成了巨大风险。

　　为何暴发金融危机，理论上基本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更强调基于人性的行为动机，比如贪婪；其次则归咎于资本主义内在固有周期，经济衰退显然属于正常周期性波动；第三种则批评政府监管不足，波斯纳与保尔森等人明显倾向于此类。于是，三种思路也对应了不同的解决方向，前两种思路倾向于认为市场会自动出清，政府不应救助金融机构，而另一派则主张政府介入，实施救助的同时加强监管，虽然这类观点成为危机时代主流，但对于政府的介入程度以及公共刺激政策仍旧存在很多争议。

　　保尔森观点属于后者，以辩解拯救贝尔斯登为例，他强调“如果贝尔斯登的问题只是它自身的问题，我们或许已任由它灭亡。但我们知道，贝尔斯登的失败将让其他有类似麻烦的金融机构的命运也画上问号。”这一点倒与波斯纳不谋而合，波斯纳强调在应对危机之时，应把实用主义至于意识形态之上，某些风险比如破产对于单个企业来说可以容忍，但对于一个国家说就不一定可以容忍，尤其涉及“金融市场稳定性这一公共善品”：这个国家面临的风险就不是一家大银行的倒闭，而是银行产业的崩溃。

　　金融危机之后，昔日被奉为偶像的盎格鲁—美利坚式资本主义成了千夫所指。但作为自由市场的倡导者，保尔森自认信仰从未改变，他强调，如果不是美国政府和其他国家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干预措施，还会有更多金融机构遭遇覆灭的命运，经济损失也会严重很多，经济衰退持续时间也会更长。

　　正如波斯纳所言，经历过20世纪的诸多考验，“所有针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都名誉扫地了，而这一点在1930年代的时候尚不清晰”，但他同时强调，资本主义只能以一种折中的形式继续存在下去：放任与干预、自由与监管并存。同样，保尔森在督促改革美国金融系统的同时，仍对市场机制报以恒久信念：高效、监管完善的资本市场能继续在全世界范围内促进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