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带来了一些好消息：接受调查的这些工厂位于东莞、深圳、无锡等，分属汽车、纺织、照明等行业，一线工人（80后均至少占到70%）的数量从数百人到上万人不等，工人月收入平均在2000元以上，并且以每年至少5%的幅度递增。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才能在同行业的价格。

　　一般情况下，他们每周可以休息一天，工作日加班不超过3小时。繁重工作已被机械代替，食宿已经或正在向免费过渡。他们有医疗、失业和养老保险（个别工厂采取养老保险自愿缴纳政策），享受日用品发放、年节礼物等福利。工厂为工人提供技能和素质培训。工人普遍认为所在工厂晋升渠道通畅，感觉自己受到尊重，对不满的申诉很快可以得到解决。工厂的工会不断增加新的文体活动弥补工人身处城市边缘导致的娱乐生活匮乏。他们对富士康员工连续跳楼不能理解。

　　以薪酬、待遇、工作环境论，这些工厂较之20年前劳动条件恶劣、虐待工人的日资、韩资、台资企业有了巨大进步。由此，自由市场的捍卫者们不同意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博客)对中国制造的“低人权优势”的判断。事实上，二者都同意中国人权的进步，都认为它还大可改进，但是主张的方法不同。

　　比如，秦晖认为薪酬待遇高低并不能衡量一个工厂是否“血汗工厂”，工人有无独立工会及随之而来的讨价还价能力才是“硬指标”。他的反对者虽然不反对工会，但对它必定导致的损害更弱势工人的“卡特尔”人格本质深恶痛绝。他们认为最近的罢工和加薪都是破坏市场的行为并将产生恶果。

　　按照秦晖的标准，中国的“血汗工厂”还远没有终结，解决办法是政府更大程度地开放人权。反对者不同意“血汗工厂”的说法，并以为它所指代的仅是一个必须经历的过程。前者在承认市场的前提下更注重政治权利的扩大，后者更关注市场本身。

　　《中国企业家》历时一个月、遍及长三角珠三角的调查显示，工人薪酬的提高、劳动条件的改善是市场逻辑和法律、政策逐渐对工人提供保护（这与工人的抗议、罢工等相关）双重作用的结果（很多工人会把这种改善归因为“老板善良”）。如果考虑到完全的市场逻辑讨论应当在民主制度背景下进行，我们倾向于秦晖的意见：尽管工会过于强大会破坏市场，但能不能够成立独立工会是另外一个问题。

　　在我们调查的民营企业中，基本未存在过大规模的工人抗议。对此，著有《全球化与中国劳工政治》的美国学者玛丽·E·加拉格尔分析说，国家主导的发展主义中固有的民族主义因素使得外资工厂中的工人抗议具有更大的政治空间和合法性。我们接触到的工人绝大多数为高中以下学历（初中以下又占一半以上），对于自治工会不了解，甚至没听说过，对成立自治工会缺乏兴趣。有一人明确表示反对。企业主对自治工会的态度分欢迎和无所谓两种，他们的自信建立在工厂与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信念上。

　　这些工人们普遍来自农村，但是家里基本已无地或地很少，他们大多表示不可能再回到农村。他们比父辈更接近也更能接受城市，但仍然缺乏融入城市必需的居住、为子女安排教育等条件，尽管由于年龄偏小他们尚未被此类问题困扰。他们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其父辈所遭受的等级隔离待遇还在他们身上延续。显然，仅靠市场的力量和把他们的名字由“民工”改为“农民工”，不足以改变他们的处境。

90后的变化

　　刘芳是位于广东中山的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吸顶灯车间的一名流水线工人，43岁。她最近的苦恼是新加入流水线的两个90后员工拖了整条线的后腿：因为是计件工资，他们有意放慢装配速度而使其他人收入受损。

　　“你们累死累活赚那么多钱干什么？”90后员工反驳刘芳的指责说。

　　赚钱对刘芳非常重要。她要照顾远在贵州农村的父母和5个孩子（其中3个孩子是其丈夫的哥哥去世后所遗）。每个月，孩子们的学费和生活费超过1000元，加上自己的用度，2000多元的工资所剩无几。好在刘芳的丈夫在中山另一家喷涂公司担任厂长，每月收入五六千元，但开销也相应很大。

　　刘芳1997年进入欧普，从未换过工作。2004年之前，为了省钱，她没有回家过过年。村里人告诫她说再这样孩子们都不认你们了，她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这时候，收入的增长也允许她过年回家了。孩子们有时会抱怨：不是不体谅你们，可是别人家都盖了新房。“他们其实很懂事，”刘芳说，“不管怎么样，只要有希望，就要把孩子们送出（农村）去。”她本人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

　　刘芳的负担和希望在40岁左右的工人里有代表性。在东莞，陈东是生产电动车的雅迪科技发展公司广东分公司的员工，36岁，负责成品打包，月收入2000多元。他是陕西人，到东莞打工已经10年，去年雅迪东莞工厂建成后进入。陈东在陕西的父母有病，虽然他还有两个兄弟在家里，也还需要他不定期地帮助。2008年经济不景气，陈东回到老家种了一年橘子，结果赔了几千元钱。他家里有5亩地，妻子身体不好，租给别人种。陈东的独子正在陕西上初中，成绩很好。家里的房子是1999年盖的，至今没有新修。“我要不惜一切代价让他上大学。”谈起儿子，陈东流露出真诚的喜悦。

　　那些80后、90年后工人尚无孩子可以寄托，普遍不存在家庭负担，他们的希望在自己身上。“没有野心和想法，只能做一个普工（普通工人）。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新进入欧普吸顶灯车间一个月的21岁的王芸对我们说。她是湖北人，中专毕业，工作经历丰富，曾先后在苏州、西安、东莞打工，职业范围包括咖啡厅服务员、财务文员等。“我没有做过生产线，是为了锻炼自己。我要尽自己的努力把自己的光发出来。”进入欧普一个月，她已经成为“多能工”：流水线上能随时补充各种工位的工人。这是一位表现欲很强的姑娘，她似乎把我们的谈话当成了某种机会。王芸还有一个妹妹，父母在外地做建筑工人，她如果不工作也不会有生活问题。“现在的年轻人都不会在家里呆着。”

　　“我不想一直这样下去。”今年3月进入欧普节能灯车间的张婷说。她出生于1990年，初中毕业后曾在佛山一家现已被富士康收购的公司当过工人。与王芸一样，张婷有自己的理想，但不太愿意和别人就此讨论。对于目前“加一点儿班不算太晚”的工作状态，张婷比较满意。她是独生女，父亲做建筑工人，母亲在湖南农村，她目前1700元左右的工资完全由自己支配。“他们（父母）只是希望我开心。”但是张婷心里有自己的目标，她喜欢服务行业，希望能攒一些钱开一个美容或服装店。她说自己正在为此而学习。“我觉得坚持不懈总会成功。这么下去好枯燥。”

　　“90后跟70年代、80年代初出生的工人比，不太能吃苦，但是他们有学习的冲动，有的还很强烈。”欧普生产部高级经理胡会芳评价说。“我们当初建的图书室非常漂亮，但是看书的人很少。这几年人越来越多，因为90后的陆续出来了。”

　　“以前，工人是家里的中流砥柱、重要的经济来源，现在基本都是独生子，他们更关注个人。”雅迪副董事长钱静红（其夫为董事长）说。

　　尽管年轻，新一代农民工并非不知天高地厚，他们往往对自己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崔爱东是江苏人，22岁，不喜欢读书，中专“念了几天就不念了”。他是从雅迪无锡总部调至东莞工厂的。“到哪儿干活都累，”他说，“心情好就不觉得累了。”能够看出，他喜欢自己装配线上的工作。他引用“一个外国人”的话说：“要看有没有成就，至少干满5年再说。你活儿也没干出来，就想着厂里给我搞个游戏厅搞个网吧，不现实。”他月薪2000多元，自己消费400元上下。“1年连1万元都攒不了，还不如回家种田。”

　　新近毕业的大学生们对自己的工作也很少抱怨。雅迪东莞公司是谢厚恩去年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工作单位，2000元左右的收入符合他的心理预期。他学的是机械专业，当下负责仓库管理，是技术骨干。他准备在这里至少干满两年。2009年大专毕业的匡玉华与谢厚恩同是湖南人。在雅迪，她从仓库文员成为账务员，对1700多元的月薪表示“刚出来，能接受”。她的父母希望她能考取家乡一个农村信用社的工作，但是她今年没有考上。“会计专业难找工作，”她说，“不敢轻易跳槽。”

　　“员工对自己也有个定位，安于岗位的数量还是比较大。”欧普照明行政部经理兼工会主席舒伟勇说。“新员工有想法，但要说往上升的愿望都很迫切，也不是。一条生产线拉四五十个人，只要有两三个人有这样的想法就行了。”

　　雅迪东莞工厂的小周是我们的调查中家庭境况最不好的一个。他1990年出生，河南人，母亲患偏瘫后，他的学习成绩受到很大影响，结果只上了技校，学习修理摩托车。在当地，学习这一技术的人非常多，很少工作机会。他每个月至少要寄1000元给家里。小周寡言，不会上网，没听说过《劳动合同法》，对目前的工作既无喜悦也无埋怨：“你出不了那么多力，人家就给不了这么多钱。”他去过网吧，但“没人教你，都顾着自己玩儿”。“厂里面，可能除了我，就没几个不会上网的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