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支付“成本”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场全面的、深层次的变革，既意味着对传统产品、产业、行业的舍弃，也意味着机制、体制、利益等方面的深层次调整，因此必然要付出相应的“成本”。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成本”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直接成本，即由产品、产业调整导致的固定资产废弃、一定时间内就业岗位的减少及由此派生出来的补偿费用；第二，间接成本，即一定时期内的税收减少、转方式过程中的监督实施成本和有可能引发的社会矛盾与冲突；第三，沉没成本，由于资产具有专用性，所以转方式会使一部分资产“沉没”，不能继续产生效益(这种沉没成本往往是“不可挽救的成本”)；第四，交易成本，在转方式过程中，无论是结构调整还是机构撤并，都必然涉及既得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调整，由此引起“讨价还价”或“权钱交易”，进而产生巨大的交易成本；第五，重置成本，无论是建立新的产业，还是采用新的技术，都需要新的人、财、物投入。
    总的来讲，目前，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经成为一项事关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任务，异常紧迫，刻不容缓；与此同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付出相应的“成本”，这一点同样不可避免。

    (二)转方式应该遵循“收益大于成本”的原则
    所谓“收益大于成本”原则，是指一个地区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应该综合考虑收益和成本，努力使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大于直接成本+间接成本+沉没成本+交易成本+重置成本。也就是说，各地在转方式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当下的“支付”能力问题，并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走出一条“低成本”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路。这是一个必须高度重视并深入研究的课题。
    按照诱因和动力来源的不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市场诱致性转变，这种转变由市场决定和主导；二是政府强制性转变，这种转变基于政府对经济形势和市场形势等因素的判断而发生，并由政府强制推动和完成；三是国际竞争性转变，这种转变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国际技术标准的变化和国际经济、贸易等方面的压力；四是混合性转变，即市场诱致性转变+政府强制性转变+国际竞争性转变。
    现在，人们往往习惯于讨论以上所说的转变方式哪一种更好。在我看来，我们目前应该更多地采取混合型转变的方式和路径，因为这种方式既可以防止市场的“盲目”，又能充分发挥政府的指导作用，从而实现转方式“收益大于成本”的目标。

实现“收益大于成本”必须遵循规律
    (一)我国目前总体上处于“较富裕、高污染”阶段
    工业化是人类提高生活质量、追求生活富裕所不可逾越的阶段。在工业化过程中，由于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第二产业比例不断扩大，所以资源消费量会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迅速增长，环境问题也日益加重。当工业化完成时，由于社会财富积累达到一定水平，基础设施建设趋于完备，第二产业让位于第三产业，所以资源消费增速趋缓，环境问题逐渐趋于缓解。概括起来，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要经历三个阶段：“贫困，低污染”阶段—“较富裕，高污染”阶段—“富裕，低污染”阶段。这就是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从世界范围的经验来看，这样一个过程可以缩短但难以跨越。目前，我国总体上处于“较富裕，高污染”阶段，但不同区域间差别很大：部分沿海省市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正处于向“富裕，低污染”阶段的过渡期；西部一些地区仍处在“贫困，低污染”阶段；大多数中西部地区处于“较富裕，高污染”阶段。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所处的发展阶段出发，遵循规律和实际，做出各自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正确路径选择。因为一旦转方式的路径选择违背规律、超越阶段，就很可能要付出超额的“成本”，使“成本”大于“收益”，既迟滞了经济发展的步伐，又打击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积极性。
    (二)必须防止的几个误区和不良倾向
    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是一场攻坚战，又是一场持久战。在我看来，这一点同样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遵循的一个规律。
    从目前看，各地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往往“攻坚意识”有余，而“持久意识”不足。这种思想指导下的转方式，既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更难以彻底完成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因此，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必须强调以下几点：第一，不要搞“运动”和形式主义，更不能“刮一阵风”；第二，不要提不符合初级阶段国情或地方发展水平与阶段的高标准；第三，防止“贪大求洋”的“新‘左’倾主义”。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归根到底要靠人；离开了人力资源素质的不断提升，不但科技创新等目标无法实现，而且其他各项要素投入也难以产生最大的效益，转方式也可能因此而得不偿失，而人才人力资源素质的提升恰恰是最需要时间的。
    目前，为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各地都在引进先进技术和生产线。但一个不能忽视的现象是，这些技术和生产线到了国内后却不能很好地发挥效用，比如，利用同样的技术和设备，瑞士生产的手表一块能卖到几万甚至几十万元人民币，而我国生产的往往连几千元都卖不到，差别就在于人家有一大批高级技工和工程师，生产的精细化程度极高。实践也证明，我们可以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引进一台先进设备甚至一整条生产线，但五六年的时间也不一定能培养出一名高级技工和工程师。所以，要真正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高度重视人力资源素质的提升。我觉得，各地必须走出重“物”轻“人”的误区，下大决心和力气，实施“优先投资于人”的发展战略，优先发展教育，特别是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