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将经历一个再平衡的过程，以填补长期全球经济储蓄和消费失衡的鸿沟。但如果当前全球经济不平衡仅以降低贸易不平衡为主要调整思路，而不触及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发展不平衡这一深层次问题的话，全球经济失衡很可能重蹈覆辙。

　　除去政治、军事霸权，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以及消费和借贷长期作为美国和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引擎，其重要的前提条件是，美国高效率的金融体系。在上一个世界经济周期中，更为有效率的金融体系往往同经常项目逆差和财政赤字相联系，而金融体系相对落后的亚洲国家，其经常项目则表现为巨额顺差。理论上的解释是，在一个金融体系效率高、资本市场相对发达的经济体中，家庭和企业资金的可获得性强，储蓄率低，同时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高，使得经常项目容易出现逆差，并能够依靠资金的净流入来为经常项目逆差融资。同时，由于政府可轻易地以低成本为财政赤字融资，进而放松了财政约束，因而高财政赤字和政府负债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这种高效金融体系促成了居民和政府消费需求、推动消费的发展模式并非美国独有，英国、澳大利亚等国也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这样的模式。德国、日本和韩国的金融体系相对落后，其经济模式则表现出很强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的特征。

　　中国1982年至2007年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无论短期或是长期，金融体系的完善和金融市场发展是降低中国居民储蓄率最重要的变量。只有在更加长的时间内，随着人口红利的结束，人口年龄结构因素才会造成储蓄率的下降。而没有金融市场的发展配合，人均收入增长对中国居民储蓄率影响程度有限。中国经济要从投资驱动型的模式向消费驱动型的模式转型，一个功能健全、工具丰富的金融体系有助于降低中国高企的储蓄率，调整和优化投资结构，实现消费升级和增长。否则，中国只能继续依赖制造业的出口市场，而从某种程度上，贸易顺差的增长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是间接利用国外金融和资本市场进行国民储蓄的方式。而金融危机证明，这种方式可能是低效且不可持续的。

　　在美国的金融业遭受重创之后，世界还在等待戈多式地期待美国消费的复苏。在欧洲债务危机暴发之后，欧元区更可能成为出口导向型地区，这意味着中国、欧洲均可能继续采取相同的政策，即在短期未能创造足够内需的情况下，努力依赖出口来实现未来的经济增长，从而造成更多的贸易冲突。而美国则希望在现有国际金融体系之下，像上世纪70年代初期和80年代中期那样促使美元贬值，将调整成本转移给欧洲和日本那样，强迫人民币升值以降低贸易顺差，降低经济调整成本。

　　那么，按照目前中国的金融体制和变革方向能否建成高效金融体系？这个问题并不能简单地回答。金融危机中，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并没有出现欧美国家银行那样大规模的冲销和坏账，并严格地执行放贷政策，从而在应对危机的货币宽松政策背景下，发挥了有效的传导作用。

　　在管理和内控制度上，中国大型国有银行实行由上至下集中管理机制，放贷决定权上收到总行，从而能更有效地对银行进行政策监管，贯彻相对谨慎的货币政策的要求。这样的组织结构既加强了政策思想指导的力度，又使得货币政策工具能有效地控制货币供应。相对应的，在货币政策基本上实施以货币供应量、信贷为主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利率手段在调控中的作用更多是适应性和相对滞后的。

　　由于有了更大的控制权，监管层就能在经济繁荣期采取相对抑制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如提高准备金率和相关的公开市场操作，以抵消繁荣时期较低的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的影响。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并非纯粹意义上的商业银行，还执行着某种宏观调控的社会和经济职能。不同于一般的商业银行在繁荣和萧条的经济周期中顺周期特性，国有商业银行的放贷行为具有逆周期性。相对于多年10%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的存贷利率一直维持较低水平，一般商业银行都会有放贷扩张资产规模的冲动，而政策的严格监管与干预，使国有银行处于数量控制之下。这种调控模式，使国有银行产生了逆周期特性，即在经济过热时，不会出现过度的信贷，而在经济下行时提供缓冲。

　　2008年以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经济下行提供了信贷缓冲，但是过快的信贷增长，使信贷过剩和坏账的风险急剧增加，银行的经营要重新依赖于政府的各种救助计划。类似目前的巨额再融资计划，即是提高资本充足率，应对未来的几年内可能出现的坏账。因此，能否建成有效的金融体系，中国的金融机构还需要在政策和市场之间寻找平衡。而欧元的麻烦与日元的挫折告诉我们，统一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至关重要。为了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我们还需要有足够深度和广度的金融市场。 （陈光磊 宣宇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