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例和数字来看，城市化率较低的确制约了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的城市化被赋予了更多的职能，且一步比一步更切入整个经济发展的深层——— 化解投资、转移人口、提高收入、解决分配、促进消费、保证增长、可持续发展。

故事
李秀改进城

  “中午吃饭了吗，要不咱找个地方吃碗面。”4月29日在石家庄中华大街槐安大桥下见到李秀改时，他正手里握着一张煎饼果子，这位来自邢台柏乡的22岁青年，早晨坐了一个小时的车来石家庄，上午从桥东一直转到了桥西，跑了几个人才招聘市场，他此行的目的，就是要给自己找一份电焊工的工作。“我们那儿焊工一天给不到50块钱，听说石家庄工资高一点，我也想进城来打打工。”

    坐在便道旁的马路边上，开朗的李秀改向记者打开了话匣子，技工学校毕业之后，家人不同意他外出打工，小李只能在柏乡县城一个个体老板手下干点零活，“焊个水箱，板车之类的，意思不大。”李秀改说，“一个月赚个1000多块钱，拿到家里也不顶个事。”所以春节之后，李秀改一直琢磨着到离家近一点的石家庄找点活干。“现在用人单位不少，不过适合我的还真不多。”李秀改抱怨说，因为没有明确的目标，今天上午转了半天基本上没什么收获，“但是我听老乡说，石家庄好一点的电焊工一天能拿80块钱，比我们柏乡强多了。”谈到未来的打算，李秀改略微有些犹豫，“我不想在老家呆，最好能在石家庄赚点钱，找个好工作，买套房，找个当地的女朋友。”小李说，“现在你到农村去看看，家里种地的都是老人了，让我们靠种麦子、种玉米一年赚6000、7000块钱不可能了。我在柏乡打零工，一年下来还能挣1万多呢。”

        事实上，和李秀改一样选择进城的农民比比皆是。目前全国农民工总数在2.2亿，其中外出务工农民工人数是1.3亿，还有不到1亿的农民工是就地、就近转移就业。也正是这2.2亿农民工，在提高个人和家庭收入的最现实诉求之下，有意无意地加快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所以，城市化不是一个抽象的宏观经济概念，而是每一个农民变身成为市民的渐进过程。临走的时候李秀改嘱咐记者，“你们认识的人多，能不能帮我在市里找个稳定点的正式工作，带好几个保险的那种？”

分析
城市化率和收入是什么关系

    如果仅从右边表格所罗列的数字来看，城市化率和人均收入之间的确存在正相关，越是城市化率高的省份或城市，其人均收入越高。

    当然这其中也有特例，比如山东省城市化率相比内蒙古并不高，但其城镇和农村人均收入都要高于后者。不过可以肯定一个一般规律是，越是城市化率高的地区，其城镇和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就越小。这也同时解释了两个问题，第一，正是城乡之间巨大的收入不平衡，才使得李秀改们义无反顾地抛开农村的土地，涌向城市打工；第二，正是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才致使李秀改们更愿意向北京、石家庄这样的城市涌入，而不是就近选择邢台。

    那么，究竟是城市化率低下导致了人均收入水平较低，还是人均收入水平低制约了城市化的发展？“为什么大学毕业生都去北京而不愿意留在石家庄，因为北京城市发展快，就业机会多，收入也高啊。”网友“二氢钾”在石家庄本地的一家论坛上跟记者交流说，人才选择流向目的地，首先考虑的是当地的收入水平、城市发展给个人成长带来的空间等等，所以尽管石家庄近几年的城市发展突飞猛进，但是大城市北京对人才的虹吸作用似乎更强劲。更为现实的问题是，抛开房价和生活成本先不说，北京每月5000元以上的工薪层收入水平，在石家庄的确已经属于“白领”。

    按照这样的逻辑，一般的观点往往认为，是某个城市的城市化水平相对较低，则其各产业提供的报酬和就业机会也会比较低，这对于以提高收入为最基本诉求的人来说，显然不是一个好的目的地。

    不过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薛维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的一番分析，则推翻了上述观点。薛维君认为，并不是城市化率低影响了人均收入，而是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现实影响了城市化的进程。

    他进一步解释说，城市化是一个大的命题，其中包含人口、产业、基础配套、公共服务和协调发展等多个层面的深层次问题。如果从城市化率本意切入的话，城市化率是指市镇人口占总人口(包括农业与非农业)的比率，那么可以显见，城市化的第一要素是人，或说劳动力要素。“一个城市要发展，首先要有充足的劳动力要素，然后要有一个合理的保持劳动力稳定的机制。”薛维君表示，“这个机制中最基本的一环是什么，就是劳动者报酬。”对于个人来说，如同参与到城市发展中的企业重视投资收益的回报一样，收入的合理和稳定是首要问题。

    采访中有专家表示，河北的发展之路和中国“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总体特征是基本一致的，由于河北产业结构中能源、制造等传统工业所占的比重一直比较大，因此工业化速度大大快于城市化速度，而在收入的分配过程中，一方面，人均收入总体水平比较低，另一方面城乡以及行业之间的差距被放大。

    结合2010年的整体经济形势，大力推进城市化和城镇化成为国家层面的基本战略。城市化也肩负了化解近两年天量投资、转移出口下滑给经济带来的压力和启动消费扩大内需的重任。无论从户籍制度的松动还是多个区域经济整体规划来看，“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被当作打开中国经济一个死结的最好方法。河北正在强力推进的“三年大变样”，显然抓住了城市化的脉搏。薛维君表示，一提起“三年大变样”，人们往往更多的是注意到这个过程中城市改造建设的进程、城镇面貌的改观等，但是应该认清的是，其实质是城市化综合进程的一个切入点，“我们实际上是在拿‘三年大变样’这样一个符号来表征城市化进程。”薛维君说。

    薛维君强调，城市化过程要注意城市建设和产业发展的关系问题，城建不能孤立，应该和发展产业、民生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回到城市化进程的本意上来。他认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三个基本要素，即业、城、人之间的关系。“人”是根本，“城”是载体，而“业”是城市发展的原动力，单纯强调某方面是不协调的。

观点
城市化和高房价非正相关
□董登新

    城市化和收入有一个重要的交集，即房价。目前的高房价已经吞噬了绝大部分个人和家庭收入，因此当前对于推进城市化的一个最大的担忧就是，会不会因此而推高房价？

        城市化没有过错，它只是我们无法逃避的一个过程。在笔者看来，在未来20年内，中国城市房产需求仍会呈现刚性上涨趋势，因为未来20年将是中国城市化进步最大的20年，可能会有2亿农民进城工作或定居。不过，目前城市家庭平均拥有两三套住房的已占相当比例，20年后，他们的下一代人将拥有足够数量的房产继承权，也就是说，大约20年后，不仅中国城市化会暂告一个段落，而且城市住房需求会开始趋向饱和，并逐步下降。到那时，中国房价终将走向饱和性均衡，或者说，到那时，中国房市将会进入一个“买方市场”，甚至会出现房价涨不动的现象。

    中国高房价问题综合起来看似乎有几大推手，例如房地产开发商“巧取豪夺”、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消费者“像买白菜一样买房”不成熟的理念、银行贪婪的“按揭”营销和过剩流动性等。大量建造廉租房，让中低收入的无房户能够“居者有其屋”，这也是人才自由流动的现实需要。如果住房是用来居住的，廉租房完全可以满足需要；如果房子是用来炒的，我们就让有钱人风险自担；前提是地方政府要有足量的廉租房供中低收入者租住。
    (作者系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