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这次全球化过程中，各国之间除军事手段之外的相互制衡手段也增加许多。例如，中国拥有大量的美国国债，而美国拥有世界第一的、最开放的市场。美国的有识之士在对中国产品主动关闭市场之前，显然要好好权衡中国抛售美国国债，导致美元剧贬的后果。反过来，中国的有识之士在提倡主动抛售美国国债之前，也必须好好掂量美国关闭其巨大市场对中国经济必然带来的激烈冲击。这就达成两国间的财经恐怖平衡，足以制衡贸易保护主义的蠢蠢欲动。

    克服启动内需的制度性障碍

    这次危机的触发因素固然是美国的次贷危机，我们更应看到这次危机的深层原因，以及中国经济体制应对全球化的根本弱点。

    这次危机的深层原因在于，人类对信息的掌握和管理仍十分有限，由此造成对金融监管的严重失察和对金融运作风险的严重估计不足。金融产品的供给和需求的关键，在于利用活动于不同时间和不同空间的人们在储蓄和消费行为上的差别。例如，享受巨额贸易顺差的中国，其民众却有很高的储蓄倾向，而贸易逆差日增的美国，其民众却有很高的消费倾向。这就为利用生活于不同地域的人们的行为差别创造的金融产品提供广阔的空间平台。又如，年轻一代从一无所有开始，要接受教育，要成家立业，是最需要用钱而又最缺钱的时候；到了将近退休之年，经过一生奋斗，收入和财富达到顶峰，子女已经独立，因而最不缺钱，却因年老体衰，精神不济，消费欲望大大下降。这就为利用处于人生不同阶段的人们的行为差别创造的金融产品提供广阔的时间平台。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针对不同地域和国度的人们，或者不同人生阶段的人们对消费和储蓄的不同需求，源源不断地推出包括次贷在内的新的金融衍生产品。这里的关键是，处于不同地域，或不同人生阶段，又互不认识和信任的人群之间如何建立信用。利用房产作为抵押是解决信用问题的一个办法，另一个办法便是发行以美国政府信誉为担保的国债。这两个办法可以调度中国和全球其它地区的剩余资金，使得美国家庭得以将他们一生的消费平滑化，并使本来买不起房的家庭提前购买了房产，因而大大扩张了欧美地区的现期消费，形成所谓的超前消费。一时间美国市场似乎对廉价产品有无穷的吸纳能力，这就为中国不需对本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作深刻的改革，便能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工厂提供了现成的外部条件。

    将房屋未来的可能升值提前兑现，用于现期消费的做法，取决于对房市繁荣维持多久和房屋升值幅度的预测。一旦预测落空，则有全线崩溃的严重后果。如何预测未来其实是市场经济面临的永恒难题。市场本来通过周期性的生产危机来恢复供需平衡。政府的微调和救市措施使小的经济危机越来越不容易发生，也为金融诈骗犯提供欺骗的良好环境。因为在预期稳定而正面的环境下，金融欺骗中的许诺容易兑现，风险便容易掩盖，结果积累了越来越多的泡沫，为更严重的危机准备了舞台。

    随着欧美金融盛宴的结束，发达国家寅吃卯粮的超前消费模式便会受到限制，世界经济的供需结构将作重大调整。中国的外需市场必然无法重复过去十多年的荣景，出口增长的速度会明显放慢。

    这就使中国经济结构和制度上的根本弱点到了不能不改的地步。 

    过去十多年，中国沿海地区和世界，特别和欧美市场的整合度已经远远超过和本国广大内地的整合度。现行的土地政策、户口政策、城市化政策、农产品贸易政策等社会经济政策，虽使中国能向世界源源不断地提供低廉的劳力和土地，却使广大的农村人口无法平等和充分地分享沿海和城市的繁荣,造成内需的相对萎缩。

    所以，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真正挑战不在于贸易保护主义，而在危机过后全球性消费和生产结构调整所必然要求的中国对自身发展模式的调整。从现在起，中国应当加紧改革现行的土地制度、户口政策、城市化政策，使城市化的成本大大降低，使城市化由自我现代化的模式转变为以吸收农村人口为主的模式，以便大大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减少制造业的畸形发展，减少出口过多带来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消化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力。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提升中国的内需。这里的关键是迅速改革土地制度和土地征收制度，使土地升值的好处绝大部分归农民所有，并尽速开放城市的房产市场和户口限制，使农民工得以在城市中定居，分享城市的集聚效应。事实已经表明，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缺乏内需支撑的增长不是真正的全球化，不能全民分享的繁荣也必定是脆弱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