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杠杆化引起的主要结果，一个是现在膨胀力在加大，特别是资产价格上涨；第二是过剩产能加大，潜在银行不良资产上升；第三，就是结构进一步扭曲。在经济日趋好转的情况下，结构调整应该受到更多的关注。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院长李晓西：

    各地政府要用好中央给的政策

    在国内的20个竞争服务外包的城市中，南京是处于前列的，而且南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做得也是相当不错的。

    在金融危机中，好多单子都跑到中国来了，中国的成本低一些。服务外包这个行业有很多机会，那么我们就要把它做得更好一些。

    我去美国时发现，得克萨斯州不是美国最穷的州，但是得到的美国资金支持却是最多的，为什么？因为申报工作做得好，美国资金支持的条件，一个是穷，第二个是把钱花得最好，他们专门有一批人搞填表培训和填表指导。我们也一样，中央给的这些政策也需要我们很好地学习，认真地填报，国务院办公厅批示里面，提到了要在20个城市中给一些企业减免企业15%税收，这方面我看南京做了很多工作，2008年推出一些新的政策以后，帮助企业用好上面的相关政策，使一些企业享受到了国家的支持资金。

    在印度，有些大的服务外包公司，大到三至五万人。一大批中小企业固然非常重要，但若干个航空母舰级企业也是需要的，我们和印度现在竞争就不太容易，2008年印度在服务外包上占了GDP的60%左右。现在南京有些企业正在成长，怎么样支持他们做大做强，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中国发展研究会副秘书长汤敏：

    发展服务外包要走与印度不同的路

    最近我参加了一个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学到非常多的东西。我们参观了两个哈佛大学旁边的生物制药企业，这两个制药企业年产值都是在40亿美元左右，在美国的生物制造业都是排前几名的，但目前受金融危机冲击非常大。美国的生物制药企业，大概有60%左右在一年内资金链就要断裂，这些企业现在都在纷纷把它的前端或者后端分包出去。前面这两个企业在中国现在都有分公司，把前期的研究包括临床，都慢慢转移到中国来减少成本。

    这些高科技企业因为受到资金链的压力，价格非常便宜，用很低的价格就可以把它买来，从这里我们得到一些结论，发展服务外包，我们能不能走出一条跟印度不同的道路？我们不需要按照印度的发展方式从低端到高端，目前整个国际经济形势正在发生巨变，这里会有很多新的机会。同样在服务外包里，我们有可能走出一条新路来。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

    产业转型软环境比硬环境更重要

    服务外包转移跟制造业的转移一样，是有国际规律的，其实十年前，国际的外包业已经在中国大规模开始了，像IBM，像甲骨文，当时中国的所有银行业的信息系统和金融服务这一块，统统被外国公司包走了。中国在上一轮全球化的过程中，承接了制造业，变成了一个制造业的中心，那么在新一轮的全球化过程中，可能要承接这个服务外包业了，这既是顺应国际产业发展的规律，也是中国自己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性的变化。全球IT的服务外包规模在2006到2009年之间，平均增长超过了6%；2009年IT的市场规模将达到4322亿美元，我们能在此占多大的份额？南京是几千万美金，规模还是很小的。我们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需要我们付出很大的努力。

    在这里我想提几个具体的问题。首先我们的硬环境是能够上去的，但是软环境可能会阻碍发展，知识产权的问题，弄不好会非常阻碍发展，因为外包中IT是占主要的成分，IT行业很多技术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是公司的核心技术，所以对方会非常在意，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法律规范。第二个，公司治理也很重要。一个合格的投资者到中国来，把业务交给中国的公司，为了控制风险，他非常在意你的公司治理的结构和整个架构，他要做净资产调查，对你的资质、规范、合规合法等指标都要进行反复调查。这对我们也是好事情，有利于推动我们的完善和发展。另外一个，要培养我们自己的中介机构，使我们的服务外包成为一个产业链，利用我们自己的中介机构来连接承包方和接包方。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

    结构调整越早抵御危机能力越强

    这次的危机，对我们的金融体系影响不大，但是对我们的实体经济影响非常大，这一次的危机对长三角、珠三角，特别是珠三角，是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伤得最厉害的。有一个深刻的原因，除了体制、机制、政策等原因外，与我们的结构调整比较迟缓有关。我们看到，深圳也好，江苏的连云港也好，抵抗力还是比较强的，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企业，内部结构调整比较早，我最近到连云港市去看了一下，有一些企业表现很好，因为它在危机之前和危机刚开始的时候，注意了结构调整，比如说研发的投入，对新产品的研制等，在此次危机中表现了良好的抗风险能力。

    危机还没过去，我们要为后危机和危机后谋划，而且恐怕不是一个短周期的谋划，是一个中长期的谋划，中国改革已经走过30年，我们要谋划今后的30年中国经济的路径和增长模式。

    现在我们发展服务业，包括发展服务外包业有条件了，现在谈这个问题更具有现实可行性，更具有相应的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旧的增长模式确实已经达到边界，接近极限了。第二个条件是，现在我们的服务外包企业还是有一定的规模。我看了一个材料，到2008年我们有3202家服务外包企业，从业人员有527万人，数字虽然简单，但是它确实是在加快发展，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积累了经验，熟悉了国际的运行规则，也形成了一定的网络，这是难得的。我们现在人力资本的量的扩张非常快，我们每年的大学毕业生是600万，在校生是2000多万，可以说我们已经具备了人力资源。

    关于加快服务外包业的步伐，我认为，第一个要放松管制。美国的经济制度，是在法制条件下有更多的自由空间，我们的限制还是蛮多的，这会使企业的创新打折扣。所以，制度创新是很重要的。美国的信息业快速发展，和它市场的放开是很有关系的。我们要拓宽服务外包发展渠道，就要有多元化的思考。同时我们要改善政府对服务外包的公共服务，提供足够、良好、便利、有效的程序和服务，包括提供相应的信息平台。

    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会长许善达：

    服务外包发展需要税收政策支持

    我们的服务外包，发展比商品发展出口慢，我觉得至少要慢二十年，原因有很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税收政策上的不合理。

    我们的商品出口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实行出口退税，这是我国商品出口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服务外包实际是服务出口，而服务出口没有实行退税政策，就像我们20世纪80年代初期商品出口不给退税是一个道理，服务业实行营业税，只有人出口了才免税，人在境内，提供的劳务出口了，照征税。这很不合理，也不符合世界各国税制规则。至今为止，我们只有一件是免税了，翻译，在境内从事外文的翻译出口到国外去了可以免税。免税和出口退税，在政策上还是两个概念，免税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最后一道环节的营业税不征了，退税是把你以前的各项税收统统给退干净，是没有税收的。因此，服务外包需要各种政策环境，但是有一个环境非常重要，就是退税。离开它，服务外包是很难发展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