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是19世纪下半叶中国商界的风云人物。在太平天国运动风起云涌时，他纳粟助赈，为清政府效犬马之劳；洋务运动兴起后，他延洋匠、引设备，颇有功绩；在左宗棠挥戈西征时，他筹粮械、借洋款，功劳不微。几经周折，他终于从一个钱庄的小伙计暴发成为富甲天下、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但是，随着晚清官场矛盾的加剧以及左宗棠的去世，胡雪岩的商业大厦轰然坍塌，最终落了个家破人亡的悲惨结局。胡雪岩依附官场之路的失败，以及当今一些民营企业家暂时依靠个别官员获得“成功”，但在贪官倒台后自己也难逃法律制裁的结局昭示人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营企业家要获得真正的成功还得靠自己，胡雪岩之路决非现代社会民营企业家的成功之路。

    一、胡雪岩依附官场叱咤商界的兴衰成败

    胡雪岩（1823—1885），原名胡光墉，祖籍安徽绩溪。胡家在当地也算是小富之家，但在其父因病去世后，孤儿寡母难免坐吃山空，家道因此迅速衰微。1835年，年仅12岁的胡雪岩不得不离开母亲和年幼的弟弟，只身去杭州信和钱庄做了学徒。正是在这里，胡雪岩开始了他离奇缤纷的一生。

    在胡雪岩负责为信和钱庄收帐期间，他做了一次几乎令他永世不得翻身但最终却使他飞黄腾达的“投资”：把刚收上来的一张500两的银票加上自己的积蓄，借给了捐官候补的福建人王有龄。因为这件事，胡雪岩不但被信和钱庄扫地出门，而且不容于整个行业，不得已到了妓院做扫堂的伙计。皇天不负苦心人，王有龄受资助后官运亨通，当他得知这位莫逆之交因帮助自己而丢了饭碗时，不禁感慨万千，立即将胡雪岩安排在自己身边做事。1860年，在王有龄的大力扶持下，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开张了。也就是在这一年，太平军围攻杭州。受王有龄的委托，此时胡雪岩不但代办粮械，而且总理漕运，几乎垄断了浙江省的战时财经。

    王有龄战死后，胡雪岩又投靠了新任浙江巡抚左宗棠，并将自己囤积于衢州的20万石米献给左的军队，从而得到了左宗棠的信任。从此，他往来于上海、宁波等地，为左宗棠经办钱粮、军需，成为左宗棠的左肱右股。洋务运动兴起后，胡雪岩又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机器设备和技术。1867年，胡雪岩开始为左宗棠的西征筹措军饷，并负责购运西洋军火、转运东南协饷。可以说左宗棠西征能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胡雪岩这个后勤总管功不可没。正因为如此，在左宗棠西征凯旋，晋升为二等候，实现了自己出将入相的宿愿的同时，胡雪岩也被御赐从二品顶戴，赏穿黄马褂，“红顶商人”的称号由此而来。

    1881年是胡雪岩人生道路上具有转折性的一年。在官场上，胡雪岩的最大靠山左宗棠在与李鸿章的争斗中已呈现败象；在商业上，虽然他此时的生意表面上看起来红红火火，但骨子里却是暗流潜涌、危机四伏了。更令胡雪岩痛苦的是，在李鸿章的弹劾下，清廷于1884年下谕剥夺了他的江西候补道职衔，并勒令清理阜康银行在各地所欠的公私款项。幸得左宗棠和曾国荃极力周旋，胡雪岩才被免予追缴所欠的公款，但胡雪岩不得不遣散了自己的12房姨太太，变卖家财还债。1885年9月，左宗棠病逝，官司缠身的胡雪岩失去了最后的希望和靠山。在这一系列事变的打击下，经历了无数风雨的胡雪岩终于挺不住了，于12月6日的杭州忧惧而死。就在胡雪岩去世24天后，浙江巡抚刘秉璋还接到圣旨要将胡雪岩逮捕法办，但由于其已死不得不作罢。

    二、胡雪岩依附官场的道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走不通

    胡雪岩在失意和穷困潦倒中死去了，所有的辉煌，所有的荣华富贵，在一夜之间化作烟云，随风飘散。应当说，在晚清那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在腐败的吏治面前，在衰弱的国势面前，胡雪岩只能走依附官场之路。但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胡雪岩之路是绝对不能走的，也是行不通的。

    第一，现代市场经济不再是特权经济，而是公平竞争经济。胡雪岩之所以能够依附官府而获得巨大成功，关键在于当时的社会是封建社会，政府是一个全能的政府，社会是人治的社会。在那样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中国的经济完全由官府控制，官府又由官员说了算。但现代市场经济是公平竞争经济，政府和官员的责任是为经济发展和运行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而没有权力给任何人以优惠和特权。依法行政、秉公办事者是不能靠的，他们不会像王有龄、左宗棠支持胡雪岩那样给你特殊优惠；滥用职权、贪赃枉法者更不能依靠，因为自古以来贪官污吏就没有起码的是非标准或道德准则，根本不可能给你提供强有力的、永恒的支持。在今天，胡雪岩之所以对许多民营企业家还有吸引力，是因为我国的市场经济现在还不是完善的市场经济，政府的作用仍然十分重要，依靠某些特殊政策或特权成功的民营企业家也不少。应该说，这种现象在各国的市场经济初期都曾出现过，但决不是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

    第二，现代市场经济不再是官商合流经济，而是日益成熟的法治经济。胡雪岩依附官府的目的很明确：借助这些“靠山”敛财。而在日益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独立的现代企业制度、有效的市场竞争、规范的政府职能、良好的社会信用、健全的法制基础成为世界之通例。况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已经经历了一个从“异类”到“边缘”再到“主流”的巨大变化过程，民营企业家也从“不能与原工商业者做简单的类比和等同”的模糊角色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在这样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面前，民营企业家办企业有着广阔的市场经济大路可走，已没有必要再去走小道、走捷径。他们可以“不找市长找市场”，理直气壮地把自己的技术转化为商品，向管理要财富，在竞争中求发展，追求光明正大的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