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主席Janet Yellen最近在展望2010年美国经济和通胀前景时指出：“大规模财政赤字将导致高通胀的说法具有误导性”。她认为，在拥有独立央行的发达国家，不论是短期还是长远看，政府赤字都不会引发通胀。并且只认为，在拥有独立央行的发达国家中赤字与通胀没有关联，独立的央行可成功地令通胀保持在低位。

　　无疑她所讲的前提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发达国家；二是强调了独立的央行。

　　央行正向“独立”转变

　　由此看来，最近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人事变动颇耐人寻味。

　　日前，国务院批准了周其仁、夏斌、李稻葵共3位经济学家成为货币政策委员会新成员，同时樊纲已到期离任。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构成需有“金融专家一人”，此前都是只有1名外部经济学家。虽然货币政策委员会并不是货币政策的决策机构，只是央行制定货币政策的咨询议事机构，但其重要性绝不可低估。

　　此前，基本由技术官员组成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在经济形势平稳时，是具有足够多的经验应对。但2009年和2010年的经济形势，都是用“最困难”、“最复杂”、“复杂多变”、“不确定因素很多”这样的词语来形容。现在的经济中的很多情况和问题是过去从未见过的，过去的经验是否还有效？新的形势下，更迫切需要的是从市场经济出发的具有远见的洞察力和思想。

　　2008年中，中国货币政策的转向就慢了一拍，这一直为市场人士所诟病。虽然货币政策委员会并不决策，但也难逃其责。

　　此次，三位经济专家同时进入货币政策委员会，说明决策高层或许并不希望在充斥着技术官员的咨询机构中听到太多的传声筒式的声音或单纯基于数字的解释，而希望听到更多从市场角度出发的、具有经济学思维的远见。

　　虽然这次人事变动相距独立的央行还是遥遥，但这是迈出的重要一步，至少独立的经济学家的声音得到了更多的认可。3位经济学家入围，必然不是为了应景，而是高层需要他们的思想和观点。

　　政策退出或略加速

　　因此，我们判断这会影响今年政策退出的节奏和力度。

　　在美国，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每位成员的观点和思想都受到媒体和市场的研究和关注。因为作为美国货币政策的决策者，他们对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而中国的货币政策委员会一方面权力小多了，另一方面大多技术官员的思想掩盖在面具之下，无从显现。但这次3位经济学家的思想，却都各具光芒。

　　比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其仁教授，其非常重视市场的力量，强调市场体制下的公平。

　　对于刺激政策，周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批评。去年在一次会议上，在被问及货币政策退出时， 周答称：“我的看法是货币政策本来就不应该像那样进入。美国投放很多货币是因为他们有很多‘有毒’资产，中国并没有美国那么多‘有毒’资产，所以并不需要像那样进入。”

　　今年2月初，周表示中国经济刺激政策目前已到了退出的恰当时期，并认为中国应该率先退出。3月底，就在他被任命为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前几天，他又再次阐述了同样的观点。

　　总体上，周是一个坚定的市场派，并支持货币收紧。

　　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研究员认为，去年货币政策整体描述是过于宽松，而不是适度宽松，今年货币政策的基调是“回归正常状态下的适度宽松”，以应对依然复杂的经济形势。

　　这些经济学家， 尤其是外部的经济学家，相比原来的委员，具有更多的独立判断和市场经济的思维。虽然他们意见也有不一致，但是总体上他们对货币政策退出的态度都相对比较开放和认同。而且这次3人同时当选，于决策层而言，将是提供咨询意见方面的一股较大的声音。

　　新的人事变动， 改变了央行现有的咨询架构。我们认为，这些经济学家的思想，将影响最后的决策，从而或将使货币政策退出略为加速。当然这个判断本身可能也难以衡量。

　　退出节奏：先货币、后财政

　　刺激政策，就是短期内政府用扩大的财政支出和货币供应来扩张经济。去年的天量流动性和巨大的投资计划，对2009年GDP保8至关重要。但正如一剂短期猛药，真正吸收到体内的药物成分并不多。同样的，刺激政策的有效性也大大值得研究。

　　而且，其实施的代价并不小。它造成了几个主要的问题，包括资产价格上涨过快、通胀预期以及局部经济过热和产能过剩等。

　　在经济复苏的形势下，流动性的余威犹在，投资计划还有惯性，市场对今年GDP增长很是看好，预期在10%左右。但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目标仍然是8%。去年的时候，是保8很困难。今年保8应该是没有问题。这样将会给政府留下足够的政策空间，用于促产业结构升级和挤压资产泡沫等两大方面，前者包括削减过剩产能和淘汰高耗能高污染产能等。

　　因此说，现在既有政策退出的理由，又有一定的退出的能力。而且经济在自然回升，市场自身的力量在抬头，也需要政府退出一些之前在刺激计划下占据的空间。

　　周其仁认为，中国应该非常主动地实行有步骤的、坚定的退出政策，让这个经济回到一个可靠的增长的基础上来；最重要的是在供给一侧进行结构性的改革。

　　退出的基本前提是经济平稳增长、就业等民生有保障、社会矛盾不激化。但是现在外部环境存在激增的公共债务、货币和贸易保护主义等问题，外需存在不确定因素。内部的话，退出后，房地产行业是否会拖累经济、投资计划的连续性、市场力量能否及时补上等很难把握选择。

　　央行行长周小川最近也公开表示，中国政府考虑退出实施的刺激政策的前提，是决策层需要看到确切的迹象或统计数据，显示复苏态势良好。即确定经济不会出现W形二次探底。这也反映了同样的思路。

　　更具体些，像经济局部过热、资产价格、CPI和外部影响对政策退出的节奏和力度影响较大。

　　去年底，国家有关部委就开始关注钢铁、多晶硅、煤化工等行业的产能过剩，今年一季度的工业增加值增长和发电量可望增长20%以上，以及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出现的“用工荒”， 都说明经济出现了局部过热。

　　资产价格方面尤以楼市上涨引人注目。去年快速攀升的房价大大超出了普通百姓的承受能力，激化了社会不同阶层间的矛盾。国土部最新的数据是：2009年房价上涨25%，创出近十年的新高。

　　政策收紧，给过热因素降温则很好，但是要是使之变冷，则麻烦更大。

　　CPI也是加息的一个重要标准。如果实际利率进入到负利率期， 则加息会迅速成为现实。1~2月份的CPI已经是超出了市场的预期，而且3月份CPI超出预期的可能性也很大。

　　外部因素主要考虑外需，如果增长平稳，则退出力度可以大些。另外中美货币政策的协调也是一个长期以来比较重视的因素。如果美国保持利率水平不动，中国因为加息导致利差加大，热钱流入，会给自己增加点麻烦。

　　不过，央行可以在进出境政策、投资方向等方面加强对热钱的监管。另外中国这么大一个经济体，自身经济运行的变量更为重要。而且从2009年的情况看，国外的热钱虽然是麻烦，但最狂热的其实是境内自己的热钱。因此如果在4、5月份，其他因素压力都指向一个方向时，中国就完全可能脱离美国的货币政策，率先加息。

　　当然在调控这些因素时，不能影响经济平稳发展，也是政府非常谨慎应对的原因。如果经济确立向好复苏态势，退出当然是件好事，但如果仅仅在CPI预期和资产价格的压力之下，被迫加息，而内外需都无法保障较强的增长，则退出可忧。退出节奏和力度需要在复杂的经济形势下随机应变，难以明确。大致判断二季度将会加息1次，全年加息2~3次。

　　相对而言比较明确的则是，货币刺激政策会先退出，财政刺激政策会后一些退出。 一般来说，货币政策具有更大灵活性；财政政策程序复杂，刚性较强，很难先于货币政策退出。

　　3月份公布的财政预算中安排的赤字依然约占GDP的3%，显示了今年并没有财政政策退出的打算。因此今年政策退出的看点也就主要集中在货币政策上了。

　　退出已在形成

　　去年货币政策是过于宽松，而今年是要回归到常态下的适度宽松。从这个角度出发， 退出是必然的，而且已经在实施。从非常规的过度宽松到常规的宽松，本身就是一种退出。

　　《投资者报》在上期报道中做了个统计，M2减GDP增速，再减去CPI，合理差值大约是4%左右。2000年到2008年，这个差是在-1%到8.5%之间，平均略高于4%，接近4.4%。但是2009年，这个差距高达19.7%。流动性的增长远超GDP增长，而同时CPI没有增长，于是资产价格就成为了流动性的出口。

　　而2010年，预计M2增长17%，GDP增长9%，CPI为3%，则这个差值再度回到5%。显然流动性宽松程度远远无法与2009年相提并论。

　　最近，央行和银监会对地方融资平台的关注，实质上即控制了流动性和信贷的发放， 又控制了地方政府的支出。也是一种变相的、强有力的退出措施。

　　其他，央行在提高准备金率方面、公开市场回笼资金、收紧二套房贷款政策和严控信贷规模等方面，都采取了不少措施。实际上，已经开始收紧了流动性。

　　而唯一欠缺的就是加息这个手段。政府在方式上倾向于和缓的调整，尽量避免释放出强烈的信号让市场担心政策变化。因而央行现在宁愿零敲碎打，也不愿意用加息手段，主要是担心影响经济，也担心打击市场的预期。

　　不过现在市场也并不是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信号。因为这一方面提醒了政策变化，但更可能的是被理解为利好：即央行判断经济复苏向好已确立的强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