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红

　　3月24日，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就中国外汇政策举行听证会，两名参议员舒默及格雷厄姆表示，将敦促国会在5月前就促使人民币升值议案投票。其实早在7年前，二人就因首次以中国“操纵货币”为名，要求对所有进口的中国产品施加27.5%的惩罚性关税而闻名。

　　有消息称，美国财政部很有可能在4月中旬的报告中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这种名为纠正中美经济不平衡，增加美国就业的做法，实则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旧调重弹。

　　更甚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也随波逐流，提出所谓的“中国产品货币税论”，与其全球化理论自相矛盾，堪称对其获奖依据的自我否定。

　　那么，中美这场“货币战争”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内在机理？美国敦促人民币升值的潜在信号是什么呢？

　　美氏思维：维持货币力量平衡

　　实际上，关于人民币政策，美国的政治家（议员）、政府官员，乃至经济学家，有一个共同的货币力学逻辑，即在多种货币关系上寻求“力学平衡”。

　　自从1999年欧元诞生后，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制的力量结构发生了悄然的变化，也就是，由美元的一手遮天，演变为美元、欧元共主格局的两极化雏形。如此，维护美元霸主地位的方式，也由单纯的干涉别国的汇率政策，走向了调整主要货币力学关系，利用多种货币相互牵制，追求总体均衡。而美国货币政策变化，也为日本等各国货币当局巧妙利用，进而跟随美国实现了本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振幅最小化，从而维护本国的贸易、投资利益。

　　事实上，2001年春，布什政府刚刚登场，日本当局便急不可耐地率先抛出“人民币低估论”，并自2003年起，在伊拉克战争的背景下，推动美国主导七国财长会议“讨论人民币”，直至形成“人民币升值包围圈”，其根本用意就在于利用美国主打人民币，分卸日元升值的国际压力，追求与美元汇率稳定。

　　而欧洲方面，事实上也利用了美国的政策变化，并借助日本的“日元恐高症”，巧妙实现了欧元强势，奠定了“国际货币地位”。

　　而眼下，一方面，日本出口全面复活，企业对外投资积极扩张，包括贸易和投资收益的经常收支盈余大幅回升，日元再度蓄积了升值动力。同时，金融危机后，美日利差倒挂，纽约资金倒灌东京，日元具备了升值的外部条件。

　　但问题是，面对鸠山政府追求日美政治、安全对等，多生摩擦，美国担心此时的日元持续走强，恐将成就日本长期追求的“三分货币天下”梦想，一旦失守，美元恐将被欧元和日元联手打回“美洲老家”，蜕变为事实上的“美洲货币”，美元的霸主地位不攻自破。

　　为此，在欧元受困于主权债务危机下，让尚不是国际货币的人民币升值，默认日元贬值，维护货币力量平衡，或是最佳选择。

　　游资转向：南辕北辙的现实

　　但要达到美国人的设想，其过程谈何容易？因为无论从贸易关系还是投资关系的变化上看，人民币的升值条件都已经弱化。

　　从跨太平洋集装箱的运量和运向上，可足见一斑。例如，根据日本海事中心统计（2009年11月25日发布），2009年9月美国发往中国的集装箱数量比上年同期增加16%，连续7个月增加，同期，以中国为主的亚洲18国发往美国的集装箱输送量同比减少13.4%，到2009年底连续27个月蛰伏于负增长状态。

　　根据今年3月的最新统计，去年12月，美国发往中国为主的亚洲18国的集装箱数量进一步高增47%，亚洲对美国仅微增3%。同时，美国的空运、内陆至港口的卡车货物量也大幅增加，连续4个月超过上年最高水平。美国和亚洲，尤其是中国的贸易关系正在从长久以来的贸易逆差走向动态平衡。

　　而从投资关系的变化看，经过2007年底到2008年中期的“中国政策性的资产泡沫清理与挤压”过程，国际游资在中国市场的投资方式发生了巨变，表现了新特征。

　　一是游资滚滚流入，而又不在传统的“主市场”露面，令政策部门无从把握；二是投资回报极其可观，多为数倍，甚至几十倍，形成了滚动膨胀效应；三是投资收益回流国外的规模巨大，但常被美国等国际收支统计为“中国投资”。而从资金来源上看，金融危机后，美联储执行事实上的零利率政策，形成了大规模的“美元套利交易”洪流，加剧了美元游资流入中国，寻求“杠杆暴利”。事实上，近期美国财政部修改了中国购买美国债的统计方法，致使“中国购买量”平添了近千美元。

　　这足见人民币升值言论背后有大量的“非中国因素”存在，换句话说，这不是客观事实的反映。

　　根据美国的一般理论，鉴于中国经济复苏强劲，游资大规模涌入，中国货币政策部门不得不买进美元资产，放出人民币供给，结果既导致外汇储备增加，也致使国内流动性过剩，住宅泡沫高企，经济潜藏风险。

　　但事实上，这种观察方式和视角，忽略了中国市场的新变化，以及中美投资关系和结构的新变化。自从2005年中国修改、实施了《证券投资法》和《公司法》，以及2006年中国商务部修订了外资企业对境内企业的并购等相关管理条例后，事实上，国际游资（所谓的热钱）投资中国市场的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由原来的重点投资不动产、股票（QFII及其主导的基金），或部分参与直接投资，悄然转向了股权并购、私募参与，甚至作为战略投资人直接介入企业重组、整合等。

　　豪赌人民币升值，已不再是“游资”进入中国的首要理由。

　　渔翁得利：“卸载”美国国债之后

　　看来，进入“后危机时代”，美国的超党派议员似乎不仅要谙熟美国政治，客观上也需要认真学习中美经济关系的新变化，才能担负起世界级大国的政治责任。

　　但显然，美国的议员们忽视了对“21世纪型金融危机”的研究。诸如1997年到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巴西货币危机，以及美国长期资产管理公司危机，乃至本次美国的金融危机，所表现的最大特点是，全球资金跨境移动的流量之大，流速之快，乃至流向之不确定，既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因意识形态而改变，更不会对某国的政策意图所俯首帖耳，以至于各国货币当局无从把握和监控。

　　显然，在这种形势下，美国会议员，包括经济学家所主张的让人民币升值至少10%~15%的设想，事实上潜藏着巨大的风险。

　　原因很简单，不管依据什么理由，只要执行政策性的人民币升值，美国将不可避免地要容忍中国对美国国债的“卸载”。而在卸载过程中，不排除国际游资在一段时间内会紧随进入中国市场，助推人民币升值，但若接近足以让人民币升值10%~15%的程度时，几乎没有人可以保证和控制巨额的跨境资金如何异动，一旦出现类似东亚危机时回轧本币资产，导致人民币由升值骤然贬值时，恐怕美国政治家所设计的“货币均衡结构”将倒塌。

　　而在此，因政策性地贬值而蓄积了“巨大势能”的日元资金，恐将再度出笼，吞噬美元地盘。如此，美国恐将真的要丢失美元天下了。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