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7日，从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传出消息：我国将采取包括“推动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在内的四项措施，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同一天，温家宝总理与网友在线交流时也表示，在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的比重比较低。当一个社会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时，注定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稳定的。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分好，就是政府的良知。这些信息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收入差距调整已是刻不容缓。

    众所周知，在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出口、投资、消费）中，我们过于依赖出口和投资。这些年来，出口带来外汇，也带来了发展失衡、环境破坏和汇率风险，这种输出商品换回纸币的游戏终归是把我们的繁荣寄托在西方，尤其是美国人的消费和美元信用上，最近的金融危机已经充分暴露了这种发展模式的局限性；至于投资，短期内带来了我们渴求的经济增长，可随之而来的房地产泡沫、重复建设、产能过剩以及日趋强烈的通胀预期等副作用，同样在炙烤着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我们所期望的由内需主导的发展模式转变，却长期受制于民众的消费能力不足，而消费能力不足的最根本原因就是贫富差距的拉大和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因此，不管是从温总理所说的促进社会公正角度，还是仅仅为了拉动内需考量，收入差距调整都势在必行。

    然而，社会上也存在着“工资增长会加速促成通货膨胀”的担忧。在西方的经济理论中，确实有因为工会强势促成的工人工资和福利过快增长导致的通货膨胀，但将其照搬到中国，并以担忧通货膨胀为由放慢收入调整的步伐和力度，恰是忽视了东西方的根本差别。如果我们承认过去几十年中，居民收入分配偏低、工资上涨过慢是不合理的，那么，对收入分配的调整就属于让大家更合理地共享发展成果的范畴，它和西方因为高福利导致企业活力不足和成本上升完全不同。换句话说，这样的收入改革是要企业和资方出让他们过度攫取的一部分利益，而不是给他们以成本上升为借口再度转嫁负担的理由。从这个角度考虑，治理企业胡乱涨价而非放慢收入调整才是应对此类通货膨胀的关键。

    中国的通货膨胀更多的是由于过多的货币供应，而不是因为促进劳动者收入合理增长的政策调整。如果我们担心工资过快增长带来通胀，那么，加强对富裕人群资本收入和中产阶级隐性收入的税收监管，调整普通人负担过多的个人所得税税赋，尽快促成物业税、遗产税等财产税的开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则是目前可以并行不悖的当务之急。

    有业内专家认为，由外需向内需转变所带来的消费大幅增长将是未来10年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关键词。笔者以为，收入调整又是外需向内需转变的关键词。让中国人的工资增长更快些，劳动力更贵些，是让中国经济更健康的关键，也是让中国人活得更好、更有尊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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