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利奥说，自己是一个“极度现实主义者”，意思是说，他迫切想了解主导世界运转的那些真正规律，同时又不夹杂主观的价值判断。“我觉得，他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不能容忍不充分的回答。”布里奇沃特投资公司联合首席投资官之一、现年 50 岁的鲍勃·普林斯（Bob Prince）说。普林斯在 1986 年就进入公司。“他会一层一层地剥掉外皮，找到关键的真相。”戴利奥一生中的每项活动─从管理公司到狩猎时拿弓箭悄悄接近野猪─推崇的都是采取经过深思熟虑的步骤，以实现自己想要的结果，在做投资决策时尤其如此。“我特别热衷于寻找明确的原理。”他说。“我不相信本能反应。你在市场上这样做效果不会好。我做不到。我需要看到前景。我需要一个实施计划。”为了制定计划，他通过计算机模拟不同时段和世界不同地区来检验这些操作战略的风险承担能力，以确保它们能够“不受时间限制，放之四海而皆准”。这全是小心谨慎─也是高度训练有素─的概率投资策略。

 
在市场一派兴旺的那些年份里，许多对冲基金经理把大笔杠杆资金用来赌股市看涨，赚得了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后来，少数基金经理因为预见到了经济衰退也发了大财。这不是戴利奥的风格。（实际上，他讨厌被人叫做对冲基金经理。）就此而论，他不会用大量借来的钱加大他的赌注─他的杠杆率约为 4 比 1，远远低于其他投资人以往的比率。与想法古怪的肖和复兴科技基金的吉姆·西蒙斯等同行一样，戴利奥把自己的见解变成数学公式，然后用功能强大的计算机系统搜索世界各地的几十个市场，寻找定价有偏差的资产或其他机会。戴利奥和他的计算机不只是关注股票、寻找彼得·林奇所谓的“10 倍收益股票”，而且高度关注货币市场和固定收入证券市场，一点一点、稳稳地赚上一倍、两倍、偶尔会达到三倍的回报。看得出来，这种方法有可能获得十分丰厚的收益。

    布里奇沃特投资公司总部是一幢不起眼的砖石玻璃结构三层楼房，坐落在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县一片 22 亩的茂密林地中，在格林尼治海岸以北约 20 英里。公司在附近的其他三座楼里新添了办公场所，这是因为它管理的资产急剧增加─在过去 10 年里年均增长率超过了 40%，所以必须出资聘请新员工，增强技术力量。自 2000 年以来，公司员工从不到 100 人发展到 800 人左右，仅仅在客户服务部里就有 100 多名雇员。

    与一般对冲基金不同的是，布里奇沃特投资公司不为富人管理金钱，而是只跟养老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等大型机构合作。眼下，公司有 270 个客户，其中大约一半是美国国内机构，一半在海外。和普通对冲基金一样的是，它对受托资产收取 2% 的管理费和 20% 的利润分成。

    不过，它与投资人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从对方的钱财中分得一份。公司的分析师还向客户提供一系列调研服务。“我喜欢他们做的每日经济报告。”洛斯公司首席执行官吉姆·蒂施说。“这是我每天必读的东西。”分析师们还随时按照客户的要求提供服务，或者审查客户的投资组合─甚至包括把资金分流到其他对冲基金。“我不把他们当作服务提供商，而是当作合作伙伴。”柯达公司养老基金投资主任约翰·兰恩（John Lane）说。这个拥有 75 亿美元资产的养老金组合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就投资于该公司。“如果不听取布里奇沃特公司的意见，我们不会对投资战略作重大改动。”

    尽管资产管理业最近饱受丑闻和倒闭的困扰，兰恩仍然完全信任布里奇沃特公司。“在与我们合作的所有投资公司当中，”他说，“他们是最值得信赖的。”谈到信任问题，戴利奥指出，客户的钱财都在公司外部保管人那里，他的机构客户经常来势汹汹地审计公司的经营状况。

    戴利奥身高 6 英尺，体格健壮，不会见客户时爱穿棉织开领衫和灯芯绒裤子。他的办公室朴实无华，到处挂妻子和四个孩子的照片，窗外可以看到从林地横穿而过的索格塔克河。周围的乡土气息令他心情愉快。他是全国鱼类和野生动植物基金会理事会成员，酷爱钓鱼和弓箭狩猎活动，猎物从南非野牛到野猪一应俱全。他说自己喜爱户外运动─他还喜欢用滑雪板滑雪─主要是因为他崇尚大自然的精美绝伦。他说，相比之下，“人类看见或制造的任何东西都过于简单了。”

    为了保持头脑活跃、富于创意，戴利奥每周要打坐五次左右，每次 20 分钟。他说，早在“1968 年披头士们开始这种修炼时”，自己就学会了。他还是个狂热的音乐迷，而且什么音乐都喜欢。他在纽约市的歌剧院里有一个专用包厢，每年长途跋涉去新奥尔良参加爵士音乐节，定期与妻子一起去跳萨尔萨舞，对蓝调布鲁斯也情有独钟。

    同许多亿万富翁级的基金经理一样，戴利奥拥有自己的慈善基金会。过去三年里，他出资在报纸和电台上打广告，支持一个名叫“让我们重新定义圣诞节”的运动，该运动呼吁人们向慈善机构捐钱，而不是沉湎于惯常的炫耀自我的节日消费。

    尽管戴利奥说自己读书不多，但最近在他的办公桌上摞 20 几本有关经济危机的书，其中有本·伯南克的《大萧条论文集》和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的《1929 年大崩溃》。每本书里都夹便签纸，书页空白处有随手记下的心得。他还在手边放了一个活页夹，里面是他收集的上世纪四个重要去杠杆化时期长达 100 页的详细时间表，这四个时期是：20 世纪 20 年代魏玛共和国极度通胀、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期间的全球经济危机、80 年代的拉丁美洲信贷危机，以及 90 年代开始的日本 10 年衰退。他说，这份时间表提供了“一种有关每个时期应该做什么交易的虚拟经验”。

    戴利奥说，在这四个历史时期中，当前的形势与大萧条最相似，因为其问题具有全球性。不过，他不爱用“萧条”这个词。他认为这个词太吓人，现在如果用它，会使人联想到当年遍地的流浪汉和收容失业者的“胡佛村”，并且会分散人们的注意力，不再去关注造成当前态势的缘由。他想用自己造的词：“D－过程”。

    戴利奥说，大多数人认为，萧条就是一种真正、真正恶劣的衰退；而实际上，两者不尽相同，但均属于正常现象。衰退是因为中央银行采取紧缩银根政策而造成实际 GDP 下降，此举通常是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待央行压力减轻时，便会停止实施。不过，D－过程发生在某经济体出现难以承受的债务负担、货币政策不再有效之际，这通常是因为利率接近于零，央行无力刺激经济回暖。作为补救，债务的价值必须减记（此举有引发通货紧缩的风险），否则央行必须加印钞票（这是导致通货膨胀的因素），或者以某种形式双管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