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凯

　　上上周六英国《金融时报》的头条新闻是“银行家赞成缴纳全球税”，这比“人咬狗”更适合当头条，只略逊　于“教皇不是天主教徒”。报道中援引的银行家，是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的约瑟夫•阿克曼(Josef Ackerman)和巴克莱资本(Barclays Capital)的鲍博•戴蒙德(Bob Diamond)。因此你可能会想，他们的积极性带有作秀的成分。你说对了。

　　这两位绅士均表示，赞成向银行征税，用于成立一只国际纾困基金，专门纾困被认为“大到不能倒”的机构。若在全球范围内实施这样一项计划，则不会改变各银行在竞争中所处的地位，尽管这会带来一种可能性：这项税收将转嫁到储蓄者和借款者身上。这只基金将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同时避免在将来给纳税人造成负担。

　　或许是这样吧。但更有可能的是，通过把“大到不能倒”的概念制度化，这项计划会加重“道德风险”这一根本问题。它还会把政府向银行业体系注资的举措，从应对极端紧急情况的一种例外措施，转化为一种期望，甚至是一种应得的权利。

　　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向美国公司提供了7500亿美元财政资金。在英国，据国家审计署(National Audit Office)估计，补贴、注资和担保涉及的资金总额接近1万亿英镑（合1.59万亿美元）。德国、法国和欧洲央行(ECB)也都承诺拿出了大笔资金。要建立一只能够确保全球金融体系稳定而不求助于纳税人的基金，需要筹集数万亿美元资金。

　　没有人认为这种事真的会发生。不管是在过去还是在将来，要承保一场像2007-08年那种规模的金融危机，唯一可靠的承保人就是发达经济体的纳税人，那么大数额的赔付资金只能来自他们。人们或许希望，贷款和担保最终耗费的资金，会远远低于媒体大肆渲染的数额，部分成本也可从金融业收回。然而，普通公民还是摆脱不掉金融危机的成本。

　　不过，银行应缴纳风险相关税收、以反映自身活动可能造成的成本，这种想法还是很有吸引力的。那么，“大到不能倒”这一保险应该收取多少保费才算合适呢？目前，信用保险市场颇为活跃。对于发达国家，信用违约互换(CDS)利率平均为80基点左右。对于不受政府支持的大型银行，利率几乎不可能比这低。但对全球银行业的总负债来说，即使是这样的利率，也可能吞掉银行业的全部利润。

　　对此估算结果有两种解释。第一，银行的利润不足以补偿它们给全球经济带来的经济风险。第二，市场极大地高估了信用风险。两种解释或许都有一定道理，但银行和监管部门会倾向于第二种解释。可以打赌，监管机构为银行设定的风险相关保费，整体上将远远低于市场利率设定的保费，而且在不同风险类别之间，保费水平也不会相差太多。一切由政府提供或监管的保险都具有这种特征，从汽车保险到健康保险、还有存款保险都是如此。

　　然而，在信用保险与常规保险之间存在一个关键区别。即使我销售健康保险收取的保费低于公允水平，你也不能够多买然后转手卖出。但在信用市场上，你就能够这么做。银行已利用这一机会来大获其利，特别是在去年。如果监管机构对银行的这一扶持得到延伸并被正式确定下来，银行就会变本加厉地这么做。

　　“大到不能倒”保险，很可能会给非金融经济部门造成最糟糕的局面：公共部门对风险的控制力度减弱，纳税人掏腰包纾困的可能性增加。而对那些目前就已太过庞大和庞杂的机构来说，其地位还将借此得到巩固。解决“大到不能倒”问题的最佳办法，是不再把它当作问题看待，而不是去迁就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