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每次国际金融危机都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有内在的逻辑关系。美国大萧条后，建立了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1992年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加速了欧元和欧洲经济同盟的诞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则否定了传统的“雁阵模式”为特征的东亚区域分工格局，促进了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而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全球经济政治格局和发展路径发生了永久性的深刻变化，其最大影响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受到重创，西方大国与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权重此消彼长，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正在由国际体系外围进入内核，多极化和“全球共治”取代了一级独霸天下的局面，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重建进程大大推进。如今达沃斯论坛确定“重新思考、重新设计、重新构建”三大主题正契合了这一深刻变化。

    金融危机中国强劲复苏始料不及，一时间，关于有关中国的谈论一发不可收拾，从“中国奇迹”到“中国经验”，从“中国现象”到“中国精神”，从“中国模式”到“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相关的热度与中国经济同步增长。

    事实上，关于经济发展的“模式”说早已有之，比如，以德国、瑞士、挪威、瑞典等为代表，强调政府作用和福利社会的“莱茵模式”，或者称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以美国、英国为代表，强调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的“盎格鲁一撒克逊模式”，或者称为“自由资本主义模式”；以日本、韩国等为代表，强调政府主导市场经济的“东亚模式”；以墨西哥、阿根廷等为代表，强调践行经济“私有化、非调控化、自由化”为特征的“华盛顿共识”的“拉美模式”。

    中国三十年来年均9.8%的经济增长率主导了人类历史上最耀眼的经济革命，改变了四分之一人类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变革方式，“中国模式”随着中国迅速崛起和强大受到全球广泛关注。“中国模式”架起了一个同西方对话的桥梁。“中国模式”在国外逐渐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另一种称谓，成为西方学者对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解读，所以归纳、总结、研究“中国模式”也就成为海内外各大媒体、研究机构、智库的重要研究课题。

    美国智库之一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对“中国模式”作出了如下的表述：“中国模式”的最重要的原则是经济改革优先。这一模式不但解放了官方意识形态，而且也保留了被称为“经济稳定器”的主要银行与大型国有企业。此外，地方政府享有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自治权。换言之，“中国模式”的实用、自由和市场竞争力的结合体。韩国经济学家、西江大学全成兴教授认为，所谓“中国模式”，是指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为实现经济建设这一新的国家目标而推进的各种战略性构想，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发展模式。他认为，“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包括：通过强有力的领导实现政治稳定，渐进性改革，在创新中考虑国家的实际情况以及历史沿革等等。高盛公司顾问拉马更是形象地用汉字“淡”来解释“中国模式”。他认为，正如“淡”字融合了水和火一样，中国式的发展试图完美地实现“效率”与“公平”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中国希望通过“中国模式”，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然而在这场全球秩序的重构中，变化中的中国，如何更客观和清醒地审视“中国模式”的真正含义，其本身就意义非凡。那么“中国模式”的内核到底是什么？

    首先，在总结几十年发展困境与成功经验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内涵丰富，博大精深，不仅包括有关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也有关于科学发展观，自主创新、建立创新型国家的理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更有关于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与对外开放的理论，关于构建和谐经济和和谐世界的理论，等等为“中国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其次，在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方面，中国找到了平衡点，即在坚持稳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创造了经济增长和体制转型的双奇迹。按照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决定一国增长的不仅有劳动和资本、技术等要素，而且还有制度驱动的经济增长。而中国改革进程带来的就是制度化变革产生的强大溢出效应。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从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开始，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到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再到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管理制度，可以说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政策性和体制性需求，为中国经济30年持续的高增长释放了巨大的活力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