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福寿 河北传媒学院教授

    牛年冬寒，几十年来少见。可是在牛尾虎头之际，随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召开和胡锦涛总书记考察河北农村讯息的传送，我国广袤的农村却处处沐浴着习习春风。

    2009年，全世界的日子都不好过，中国经济也遇到了极大困难。可是就在这样一个年份，凭着中央的惠农政策和中国农民“不用扬鞭自奋蹄”的牛劲，全国粮食总产量再创历史新高，首次实现连续3年超万亿斤，农民人均纯收入首次突破5000元大关。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和胡锦涛总书记在河北视察传递出的讯息，更是提振了中国农民的信心。

    中央对“三农”如此关注，农民的真实感受到底如何？最近我的一位乡下亲戚来看我，这位亲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原生态”的河北农民。我问了他这个问题，他回答得很简单：农民过去是两头“受剋”，现在是两头“受惠”。还别说，他的这种说法正好应了我对中国经济的一个特别判断。美国有位经济学家叫刘易斯，他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二元”结构。其基本含义是：在发展中国家，传统部门(以农业为代表)和现代部门(以工业为代表)并存，两部门经济几乎是各行其道，社会劳动者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也就自然拉开了差距。这个说法被全世界的经济学者普遍采用，他本人为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可是，我对这个说法并不是很满意。我觉得像中国这样的经济，并不是刘易斯所讲的“二元”结构所能概括的，而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结构体系。但无论怎样，打破这样的“二元”或更复杂的结构，必须着力解决“三农”难题。

    “三农”难题如何解？从当前情况看，农业还是低利、传统产业，农民是弱势群体，靠农业和农民自身富起来很难。仅仅依靠市场也不行。市场竞争的本质是强者淘汰弱者，目前农产品的提供者是分散的、无组织、无谈判能力的农民，而农产品市场已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在这样的状况下，农民的竞争力很弱。

    帮助农民，关键还得靠政府。古今中外的政府都把保护农业当作自己的重要职责。古代中国的政府有一项长期的、传统的政策是“抑商”，其本质是通过调控粮价、防止农村高利贷等措施保护农业。以往，人们过多地注意到了“抑商”对中国工商业、特别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负面影响，却忽视了它的积极作用，这是不公正的。发达国家是自由贸易理论的鼻祖，自由主义被他们吹得天花乱坠，如今更成了他们打击发展中国家的大棒。但他们对农业的保护力度之大、范围之广、措施之多、时间之长，出乎我们的想象。至今，WTO谈判中最难的往往是农业方面的谈判。

    令人欣喜的是，我们的政府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近几年来，政府运用财政、金融以及文化教育、卫生医疗等政策的调整，使农民从两头受惠，政府责任彰显。一方面，通过免农业税、粮食生产直补、良种补贴、购置农机具补贴、“家电下乡”、九年义务教育免学杂费、增加转移支付等措施帮助农民“增收节支”；另一方面，通过推进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养老保险、农民工培训和农民就近就业等措施，逐步实现社会保障的城乡统筹。当然，我国农村人口基数过大，农村经济基础薄弱，要解“三农”问题，尚需假以时日。从2004年开始连续多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已经表明了中央的决心。从中央的决心，政府的责任，变成全国人民的信心，这是实现我国城乡经济一体化的最有力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