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亮称自己是“有点文化、有点技术、也有点思想”的第二代“农民工”，但无论怎样努力，就是变不成“城里人”。

　　1997年高中毕业后，朱亮即去了深圳，做过装卸工、服装工、电子工，一干就是6年。2004年，又去了苏州，做过电子工，也独立开过中介公司。2007年年末，由于妻子来到佛山，他也跟着到了佛山。他在官窑租下整栋楼，做起了二房东。

　　朱亮认为，自己萌生退意的原因，除了孩子的发展问题，其次就是打工待遇低廉，还有当地的治安环境。“每个房客都有电子防盗卡，但你每天还是提心吊胆，偷盗、抢劫时有发生。”朱亮说，“但最让房东担心的往往却是，当地的治安员在半夜三更，挨家挨户用脚踢房客的门，称要查暂住证，然后带着一批房客去派出所摁手印，过几天，房客要搬走不少。”因为工厂里上班的工人，白天累了一天，夜里最怕别人打搅。

　　“在珠三角8年来，无论在深圳还是在佛山，警察半夜查暂住证最大的特点是不是用手敲门，而是用脚踹门，其次是他们离开你的住处时，不会说一声‘打搅了’”， 朱亮说，“这一切都因为我们是‘捞仔’。”

　　在苏州的3年，是朱亮11年打工生涯中最美好的回忆。“工作8个小时，有免费的厂车，有租房补助，工资高、治安好，还有查暂住证的人，永远是客气的样子。湖南老家的小伙子，有的在长三角城市买了房安了家，姑娘们有的嫁到了当地，而留在广东的却不多。”

　　“当地政府的消极导致广东人和外来务工人员的隔阂。” 作为长期关注着珠三角农民工权益的民间NGO组织“打工族服务部”的负责人，曾飞洋一直通过不同的渠道，关注着《社会保险法》的审议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施行。

　　“其实，两地社保部门进行对接转移的顺利实施，亦或是建立全国的社保统筹基金，也只是农民工落实权益的第一步，而打破横亘在农民工面前的‘二元户籍制’才是问题解决的根本所在。”曾飞洋认为，虽然有关机构的负责人表示，《办法》极大地方便了参保人的保险转移接续，“但办一个没有多少含金量的暂住证，尚且麻烦到如同梦魇，又如何让农民工相信大笔资金的转移可以轻松自由呢？